1959年10月，毛主席号召“大养其猪”，开启一个恢宏的养猪时代，社员老百姓几乎家家养猪，支援国家建设，有条件的生产队也要养上几头，这一直延续了近三十年。历史上传统的“六畜”，指“马、牛、羊、鸡、犬、豕(猪)”，猪的地位比狗低，20世纪60年代以后，猪蹿升于六畜之首，成了“猪、牛、羊、马、鸡、犬”，狗则排在了末位。其时有宣传语曰:猪全身都是宝;又曰:一头猪就是一座小的肥料厂。
为了鼓励社员养猪，政府还制作了直观形象的张贴画，画面上，一头肥猪被肢解得七零八碎，然后用箭头线和图画标示:猪肉可以作副食，猪鬃可以做毛刷，猪皮可以做皮革，猪骨可以做骨胶，猪油可以做肥皂，最后，猪粪可以当肥料等。无须猪“自我标榜”，单凭这幅画，就足以使那些东游西走、无所事事的狗子们汗颜，自愧弗如。“文革”时期彩色故事片《青松岭》里的反面人物钱广有句“著名”台词:“吃粮靠集体，花钱还得靠自己”。电影里的钱广作为群众中的落后分子，是在宣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抛开电影的政治意涵，平心而论，钱广的话在当年是有其合理性的。
那个年代，猪不仅是农村百姓家里的重要“成员”，还是家庭财富的重要象征。
当时的农业社只是初步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个别盲目追求高指标多交公粮的生产队，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好，成了所谓的“高产穷队”。一个劳动力工一日只值几毛钱，社员花销开支，除在自留地上种点经济作物换点钱，余下就是指望养猪养羊了。看一个农户过不过日子，陈实不陈实，养猪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一个农家如果养着两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主人腰杆都挺得“是直”(方言“直溜”的意思)说话都有底气。猪就是家庭开支的希望所在，就是大把的人民币。那个时候口粮紧张，但“分槽养马，合槽喂猪”，多头猪，可以互相竞争吃食，养两头猪的居多。老百姓的农家院，除堂屋、厨房、茅厕外，再狭小，也要垒个猪圈，不会想到养猪散发的臭味是否影响人居环境和身体健康。喂猪的饲料，都是“绿色”的，没有所谓的添加剂、瘦肉精。猪的生长速度也似乎很慢，大致要喂养一年左右才可以出栏。而猪的“待遇”比现在也好，吃熟食。猪吃生玉米、生饲料，都是养猪场规模喂养以后的事了。我们那一带农村，晚上，等忙完了生产队的农活，放了工，家家户户冒烟，那不是烧晚饭，当年农村都是两顿饭，那是在生火拉风箱烀猪食。烀猪食的主要原料是碾碎的下脚料地瓜干——好的地瓜干要做口粮，如果是冬天，要加上浸泡后的干芋头叶，烀熟的猪食，散发出略带焦煳味的香甜气，如果饿了，连人也忍不住都想尝上一口。喂猪的时候，秋天还要掺鲜芋头叶，给猪催肥的时候，还要加碎豆饼，这样，猪可以吃得香，吃得多，长肉快。饱餐后的猪懒洋洋地躺在猪窝里晒太阳睡大觉，不必担心高血脂高血压，心无旁鹜地长膘、长壮、长肥。而狗子们的待遇要差远了，尽管模样比猪可爱，会摇尾巴看家护院，但由于创造不了多少价值，常常被忽视，偶尔偷吃猪食，还要受到主人的呵斥，惶惶不可终日。猪除了可以换钱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生产农家肥。猪圈里的猪粪，掺杂了泥水，经猪每天踩踏、“打腻”，时间一长发酵后，就是上好的圈肥，可以交给生产队换工分，工分多，分到的口粮才多，所以有人说“分，分，社员的命根儿”。但也有投机取巧者，平时命往猪圈填土，等到生产队收圈肥之前，用草木灰偷偷给圈肥上上色，增加圈肥的“品相”，好多卖工分。那个时候，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为了优先保证工业生产和军队、城市供应，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所以，农户养的猪，不愁销路，猪养大了，由国有食品站负责收购。六七十年代，食品站毛猪收购价，根据猪的肥瘦及出肉率，一等六毛五一斤，二等六毛一斤，三等五毛五左右，同时还奖售平价饲料、化肥和布票等。
由于毛猪价格稳定，猪肉价格十几年一贯制，一直定在七毛三分钱一斤。往食品站卖猪，农户称为“号猪”。号猪这天，一般要给猪喂点好的猪食，但注意不能喂太饱，否则，猪吃饱以后肚子胀大，验级员会查验出来，影响猪的等级少卖钱。在猪的嚎叫声中，人们七手八脚把猪捆扎好，抬放到地排车上后，要赶紧拉着往食品站走，路上不要拖延，因为猪随时拉屎撒尿，这都是猪的“斤称”，一泡屎或一泡尿，意味着要“拉去”一两块钱。从食品站归来，农户拿着号猪得来的人民币，心里踏实多了，可以盘算着盖房子、儿娶女嫁、置办新式家具等事项了。当然，更不会忘记及时“补栏”: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一两头“奶憨子”(仔猪)出现在空荡荡的猪圈里。“铁打的猪圈流水的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每个农家都在重复上演着同样的故事。当今时代，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吃的意义讲，可以说人人都是“肉者食”，尽管一段时间以来猪肉涨价不少，但只要想吃，花上个百儿八十，到超市里买上几斤，就可以做顿红烧肉大快朵颐。只是，不知道是平时吃“好东西”把味蕾整麻木了，还是猪肉的品质下降了，总是感觉肉的口味不如过去偶尔吃顿好了……
参考馆内文献：
《薛城文史》之田园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