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52年的土地改革
正因为土地是关系国计民生和人们生活的关键问题，历史上围绕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旧中国，占全国人口只有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80％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90％的普通农民只占有的土地20％，广大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有40％的贫雇农民常年靠出卖劳动力和讨饭为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放区广大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我们山东解放区在县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村都成立了农会组织，紧密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开展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前地契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把土地改革纳入法律的轨道，至1952年结束，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彻底地土改运动。全国性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随之而来的是生产资料的缺乏，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一般每3头牲口拉一张犁子，称为一犋牲口。此时各村已建立了党支部，1953年，在全国开展了互助组，即每3—5户为一组，每组最低有3户有大牲口，在一起耕种，其他2户没牲口以劳动力加以补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由新中国成立前的每亩70—100斤，提高到每亩100—150斤，粗细粮搭配，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问题。
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
土地改革后，全国土地虽然在所有制形式上变为全民所有，但经营使用权仍分散在农民手中，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经营，私下里必然出现买卖现象，遇有生活困难的农户卖掉土地后，再次沦为雇农。有钱人开始置办土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压缩军队编制，从部队复员回乡的军人，用国家发给安家费买地，我们村有2个连排级干部，每人买了20多亩，加上原来土改时人均占有的土地，每户土地一下子达到50多亩，并开始出租，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加以纠正，引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合作化经营。1955年，我们村成立了初级社，把部分农民和部分农业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一个村成立2—3个初级社，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秋后扣除税金和成本，按入社的土地面积和家庭人口分配粮食，进行合作化经营的初步尝试。1957年，在初级社的基础上成立高级社。高级社是把所有农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口、农具全部估价入社。每村一个大社，下设生产队，全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农业合作社经营形式。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57年党提出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合作化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发现典型、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毛主席亲自主持编纂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全国各地农业合作社的经验。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把社会主义引向更新的发展阶段，只能前进，不能停止，1958年7月1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肯定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从理论上提出了把合作社办成党政一体、工农商学兵一体的政社合一、具有一大二公特征的人民公社，随之在1958年下半年，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全国展开，全国农村进入公社化的历史阶段。人民公社采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形式，一个区县一般成立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人民公社，一个公社一般十几个到四十几个大队，一个大队一般二至五个生产小队。社员出工计工分，一般一天为一个工日，一个工日计8—12分，产品分配首先满足农业税的交纳，即交纳公粮。口粮按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即把所产粮食的70％按全队人口平均分配，30％按工分分配。这种一大二公的农业经营制度，本该正常运行的时候，于1958年秋又被大食堂所取代，每个大队先把社员的粮食炊具集中起来，找院子大的农户搬迁出去，支上大锅，集体吃饭，在农民文化管理水平低下，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举办这样的生活方式极不适应。我们村仅坚持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于1958年冬因无粮下炊，宣告大食堂解散，春节前出现了社员挨饿的大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的方式，俗称吃大锅饭，粮食产量下降，小麦亩产只有40多斤，我们大队最少时全年每人平均吃小麦26斤，工值最低有的大队只有2分钱，一般高的也就4、5角钱。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初生产队解散的20年左右的时间，广大农民都是以地瓜为主食的，大面积种植地瓜解决了农民挨饿的问题。其间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大跃进之后，有的中央领导面对人民公社出现的被动局面，于1962年提出了“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土地、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这项方针刚一开始执行，就受到批判，我们大队先把牲畜分了，只养了6天，又都牵回生产队。地没来得及分就叫停了。这一尝试虽然没有推行，但却为1978年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创出先例。
土地承包责任制
从1958年开始至1978年的20年间，我们大队的粮食产量始终徘徊在亩产100斤至150斤之间，年人均口粮200斤至300斤之间，尤其是标志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人均细粮水平极为低下，最高水平人均分推小麦70—100斤，最低20—30斤。很多年春节都有吃不上水饺的户，与之相联系的住房、穿衣、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极差，有30％的户全家住在一间房内，1963年，社员每人只发给3尺3寸布票，2口人买不到一件衣服。到1972年，全大队400多口人，只有我和另一个人上到中学毕业，全村其他人均为文盲、半文盲。
土地承包分田到户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在白纸上按下了18颗大红手印，把生产队的土地经营权分给社员，搞起土地“大包干”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0年春天，我所在大队，以担负公粮责任田的名义，每个社员分给4分地，我们全家4口人，分得1.6亩土地，分的是已经下种的高粱苗地，由于管理认真，自己节省工资买了100斤化肥追施，第一季产量达到200斤，是生产队的3倍。秋种时再次加大肥料的投入，1981年小麦亩产量达到300斤，是生产队的6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摆脱了吃地瓜干的现象，全村吃上了麦子煎饼。人们尝到甜头，到1983年，全大队的土地和牲畜全部分给了社员经营。同年，国家决定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建制，恢复了乡、村建制。
1983年，国家宣布第一轮承包从当年开始，至1997年，15年不变，使广大农民放下思想包袱，放开手脚发展粮食生产。1997年，又宣布第二轮承包至2028年不变。1986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把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3年开始，国家开始为农民承包土地确权发证，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届七次人大常委会对《土地承包法》加以修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布农村土地承包从2028年第二轮承包结束后，再延长30年，且允许自由流转，全国人民彻底消除了土地承包的各种顾虑，吃了定心丸。土地承包经营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示出来。首先是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2005年国家又宣布取消农业税，种地不要交公粮了，收益全部归自己。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人们不计辛苦，耕种管理，就连在外工作的人员也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回家参加劳动，粮食到目前每亩已提高到2000—2300斤，是生产队时每亩100斤的23倍。第二是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承包之初还是人工收割、牲畜耕耙，到2000年开始置办拖拉机、收割机和三轮车，到2005年，从耕粑、播种、收割到运输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第三是化肥、良种，农药运用，效果显著。生产队时基本没有化肥，到土地承包之初每亩也只能施20-30斤，现在每亩每季施化肥80-100斤，而且全部良种化，农药的使用杜绝了各种病虫害的发生。第四是由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转型。第五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转入城镇和工业生产，随之而来的是建立新型土地流转办法，逐步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整个农业显示出新的勃勃生机。
参考馆内文献：
《薛城文史》之桑梓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