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枣庄津浦铁道线上的鲁南铁道游击队，因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而名闻全国。

小说和电影中政委李政的原型之一，便是曾任铁道游击队最后一位政委、原二炮副司令员的郑惕中将。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了解郑惕将军事迹的人却不是很多。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历史的视角

来回溯这位具有不平凡经历的老将军

铁道游击队部分队员合影 

15岁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的鲁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一年的11月16日郑惕出生在山东临沂沂河岸边一间低矮的小茅屋里。郑惕出生时，祖父郑萼已经谢世，父亲郑家荣是个典型的勤劳淳朴而又精明能干的山东汉子。他节衣缩食，勤俭持家，把积攒起来的钱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鞋店，取名为“荣昌和”。

第六任政委郑惕

1937年底，韩复榘不战而退，日军占领济南后，沿津浦铁路南下开始对兖州、枣庄、临沂等鲁南各主要城镇进行狂轰乱炸，烧杀掠抢。从他记事起，所听到和看到的是炮火连天、烟火弥漫、老百姓东躲西藏情景。痛苦的童年经历使他终生难忘，促使他长大后走上杀敌报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春，日军占领临沂城，对临沂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在少年郑惕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恨让郑惕决定参军，这年，他还不满15岁。

郑惕刚一参军就被选派到鲁艺干校学习，开展“救我中华，还我同胞，打倒日本强盗”的抗日爱国运动宣传，由于郑惕表现积极，工作出色，他所在的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南进支队又选送他到“山东岸堤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学政治、学军事，正规而较为系统地接受革命理论教育，为他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郑惕从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到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学习，主要学习艺术、开展抗日宣传。在这里，他积极要求加入组织，在毛英和张贞的介绍下， 1939年5月5日，还不满16岁的郑剔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底，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的师生全部参加反“扫荡”，郑惕在这次反扫荡中机智勇敢，表现非凡，被提升为班长，此后，郑惕到苏鲁支队参加了几次战斗，因战绩显赫，不久晋升为最年轻的营级干部。

1941年，鲁南对敌斗争形势进入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共根据地大面积被蚕食，形势非常严峻，“侵蚀”与“反侵蚀”、“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异常激烈。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中，郑惕耐心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同时，郑惕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了解敌情，为主力部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

郑惕于1944年春节在夏镇留影

智勇双全大显身手

1944年秋，郑惕被任命为铁道游击队副政委，不久升为政委。驰名中外的铁道游击队，就是鲁南军区铁道大队。铁道大队采用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神出鬼没，灵活作战在津浦、临枣铁路支线上，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铁道游击队。

铁道大队队员在运送从火车上卸下的布匹

日军对铁道游击队又恨又怕，曾多次动用重兵，妄图将铁道游击队一网打尽，结果不但没有把铁道游击队消灭掉，这支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那时的津浦铁路，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们提出了加强控制、加强镇压、加强扫荡，想方设法把拦截火车、扒窃军用物资的铁道游击队消灭掉，为此还组织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特务队，运用游击队的战术，对付游击队。然而，游击队员凭着地理环境熟悉的优势，采取分散行动，化整为零，有利就打，不利就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让日军晕头转向、叫苦不迭。

被鲁南铁道大队炸毁的日军列车

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捣毁铁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拿手好戏。火车翻车后，他们组织人员迅速将货物运走，有力地支援了部队，解决了当时驻扎在鲁南的八路军115师物质匮乏的窘境。

堂堂“大日本皇军”，竟斗不过小小的游击队？日军见硬的不行，只好用软的，主动要求同游击队“和平谈判”。结果谈判桌上，弄得日军张口结舌，同样遭到失败。

日军见游击队软硬不吃，恼羞成怒，调集大批军力，配备当时最精良的武器，对游击队展开围歼战，还在群众中到处散播谣言：游击队被全部消灭了，谁谁被俘虏了，谁谁跳井自杀了，谁谁被打残废住了医院等等。敌人的谣言弄得游击队员的亲属惶惶不安，纷纷出来探听情况。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鼓舞士气，铁道游击队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郑惕号召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巧妙对付，尽快给敌人一记沉痛打击。

鲁南铁道大队破袭敌铁路运输时，使用的手钳和卸下的铁轨夹板

当时驻扎在沙沟镇的日军，每天都有三四人出来上街买菜，有时还带着家属。郑惕得到这一情报，决定给鬼子个脸色看看。他挑选4个精明能干的游击队员带着枪，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在集市上等候。当4个日军带着两位家属来到集上，郑惕带领4名游击队员，每人盯住一个鬼子，一个眼神，4人同时下手，由上朝下开枪，4个日本兵同时倒地。这事既长了游击队的威风，也灭了日军的士气，同时起到了很好的辟谣作用。

大队长刘金山（左）和政委郑惕于1946年1月在黄埠庄边的运河大堤合影

 唇枪舌战受降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枣庄一带的日军及家属1000多人集结在临城，以等待时机携械逃离鲁南。10月19日，临城的日军及家属乘一辆铁甲列车于夜间开出，准备南逃徐州。当铁甲车开到沙沟附近时，看到前面的铁路已被铁道游击队破坏，又试图退回临城。这时铁道游击队在姬庄南事先埋在铁轨底下的炸药拉响了，敌人的退路被截断。日军铁甲车在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停下。

游击队 破坏铁路 

铁道游击队马上将铁甲车包围起来。大队长刘金山写了一封命令日军向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的信，叫通讯员张书太送给铁甲车上的日军。日军头目回信说，交枪可以，但必须交给“大太君”，不能交给铁道游击队。这时他们已在铁甲车周围挖了工事，作好了抵抗准备。铁道游击队将这一情况向鲁南军区汇报后，张光中司令员命令刘金山、郑惕警告敌人，除了缴械投降，没有其他出路。刘金山到沙沟向铁甲车大队长山田义正词严地申明了我军立场。下午日军派人送信说，可以按我方提出的条件缴械投降。

10月20日，日军与铁道游击队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次谈判地点设在姬庄殷宪永家的堂屋。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和中队长徐广田已经率领部队在附近做好了战斗准备，以防不测。日方派出了太田和小林两名代表；铁道游击队派出4名代表，首席代表是时年23岁的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长枪中队指导员李德福和会讲日语的黄友贤、田村伸树。

谈判一开始，郑惕首先阐明了谈判宗旨，随后鲁南军区派去的反战同盟盟员日本人田村伸树向日方代表宣读了朱德命令岗村宁次立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就地投降的文件。日方代表小林则表示，日军不能把全部武器交给“贵军”，因为“贵军不代表中国政府，没有占领大城市，更没有飞机、轮船，无法保证安全送日本人回国”。郑惕义正词严地驳斥小林说：“我们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才和你们谈判的，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和我们讨价还价？你们必须把武器全部交给铁道游击队，否则休想前进一步。”

日军也认识到现在八路军要想消灭他们，已是易如反掌。太田和小林两人对视了一下说：“请贵军谅解我们的难处，我们可以把全部重武器和部分轻武器交给贵军，请放我们去徐州，然后将另一部分武器交给国民党政府，以便他们派轮船送我们回国。”谈判持续了几个小时，对是否全部缴械仍没有结果，最后太田说：如果让他们全部缴械，必须见更大的太君。郑惕说，可以考虑，下午给你们答复。

缴获的日本军刀

当日下午，谈判在原地进行，围绕着日军是否全部缴械的问题，双方争执了一段时间。下午4点左右，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带领随从赶到谈判现场，会见了双方谈判代表。

太田问郑惕来的是什么的太君，郑惕说是鲁南军区司令员，太田伸出大拇指说：“大大的太君！”张光中司令对太田严厉指出：“我军谈判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与你们打了多年的铁道游击队，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们失败了，并且你们的政府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

至于你们的遣返问题，铁道游击队可以给你们开路条，让你们到徐州去集结，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遣返。”一席话后，太田的态度立即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表示，“我愿意把全部武器交给贵军，具体事项明天再议。”

当时天色已晚，再谈下去一时也难以取得最后结果，但又恐怕第二天太田变卦。郑惕只好留下几句话：“我同意明天再议，不过，你要信守自己的诺言，把武器全部交给我军，希望你们回去后能认真想想，要对你们日本士兵的生命负责，你们要知道，这周围已经布满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如果想要耍滑头，绝没有好下场。”太田点头称是。

日军走出铁甲列车，携带武器，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21日谈判开始后，太田又想出新花招，说为了自卫，日军士兵应该留下刺刀，军官留下指挥刀，作为防身之用。郑惕说，刺刀、军刀也不能留下，你们的安全问题由我们负责，我们给你们开出通行路条，保证不会有人再打你们。在我方强大压力下，日军不得不屈从，双面最后商定了受降时间、地点和方式。

10月22日下午，日军缴械投降仪式开始，据郑剔在回忆录中写道：投降仪式从黄昏一直持续到深夜，日军把枪械全部交出，共计1000多件。其中有山炮、手枪、小洋炮、破击炮、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指挥刀等，装了好几俩马车，运送到驻地时已经天亮。1000多名日军，大规模地向铁道游击队缴械，在整个八路军中是第一次，在铁道游击队的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日军缴械投降后，拿着铁道游击队开的路条，惶惶如丧家之犬向徐州逃去。

解放战争中再接再厉

日军投降后，郑惕又带领队员投入了同国民党争夺铁路交通的斗争。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铁道游击队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部分队员被收编到了鲁南铁路团，一部分编入了支前司令部。郑惕同志被调到了鲁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侦察科任科长。

铁道游击队员使用的刀 

解放战争前期，鲁南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地主武装和还乡团到处清剿搜山，八路军的家属小孩撤退到了黄河以后，我党地下干部有的被抓，有的被杀，有的被游街示众，鲁南处于反色恐怖中，老百姓不敢与八路各地下党干部接触。在这种情况下，郑惕带领侦察小分队多次巧妙与敌人周旋，尽管几次被敌人包围，却都安全脱险，每次突围后不敢住在老百姓家里，只好找隐蔽的地方住下，夜里没法到老百姓家里弄点吃的，活动时间大部分在夜间。

铁道游击队员使用过的公文包 

前有敌人阻截，后有追兵，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郑惕带领侦察队员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经过多次战斗，终于带领队员们找到了我主力部队，此后，郑惕被任命为16团政委。郑惕担任政委不久，便接到了攻打临沂的任务。郑惕凭借地形险恶这一优势，战斗打得很顺利，临沂很快得到了解放。临沂解放后，郑惕又接到了上级攻打宿县的任务，并将16团编到了保东主力部队野战军第六纵队。后来，郑惕被任命为参谋处处长兼任军法处处长。

为祖国边防事业呕心沥血

新中国建立后，郑惕被任命为山东海防公安局副局长，华东公安十四师副师长。当时，有关公安工作的重要建设、规划等，公安部还没有来得及出台，便借调部分有一定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集中到北京编写。郑惕被借调到北京，参与编写了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条令。

郑惕

军条令刚写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郑惕随华东军区实习团赴朝，被留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70师副师长，分管炮兵、工程和侦察情报工作。在《将之梦》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的数次战斗。一次，为了摸清敌人的火力布置、布兵设防等情况，郑惕带领侦察小分队深入敌人前沿阵地，哪里有重兵把守，有没有火炮机枪，哪里兵力较少，武器单一，火力不强，都侦察的清清楚楚。司令部根据侦察情况，作出作战部署，赢得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胜利。

在朝鲜的最后一次战役中，郑惕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全身心扑在前沿侦察阵地，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不久郑惕被调回国，到公安部队司令部作战处任副处长，分管边防工作。从此，他又战斗在我国漫长的边防线上。我国边防线漫长，相邻国家多，边境上的纠纷特别多，处理不好就有引发战争的危险。

郑惕常年累月工作在边防线上，调纠纷，摸地形，掌握边境居民的往来情况。有人送他“边防活字典”、“边防专家”的称呼。当时国家有关边防方面的文件、条例、规定等，有不少是郑惕主持起草经中央批准后颁发的。每有边界谈判，总会有郑惕参加，他先后参加过中朝、中蒙、中越、中苏等边境谈判。谈判上，对那些无理企图强占我国领土的国家，他都能拿出足够的证据，严厉驳斥对方的无理要求，为我国的领土完整，讨回正义和公道，作出了贡献。

为二炮的发展竭尽全力

1978年，郑惕被任命为第二炮兵科技部部长并兼任第二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当时文革刚刚结束，部队技术人才奇缺，尤其是高端技术人才更是极为缺少。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郑惕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积极开展工作，在千方百计选拔人才的同时，积极培养技术人才。

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必须建立一支高尖端高技术的现代化部队，郑惕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成立了工程师部，建立了总师制度，开展了一系列科技研究项目。其中导弹挖潜增程，既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又明显提高了导弹性能，提高了打击目标的准确度，扩大了覆盖面积，增强了火力运用的灵活性。在计算机的使用上，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总之，在郑惕担任科技部长期间，二炮科技成果有了长足的进步。

1982年，郑惕被任命为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分管科技部和后勤部。从此，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深入部队调查了解，从白雪皑皑的北国，到酷暑炎热的南疆；从面临波涛的东海岸，到黄土滚滚的西北高原，他通过走访发现，部队的后勤保障远远不适应部队需要。为了尽快提高二炮的科技水平、装备水平和后勤保障水平，郑剔带领科技部和后勤部队同志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试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题。

在郑惕的领导下，二炮创建了一支试验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新研制出来的导弹，在严寒、酷暑、大风、暴雨、颠簸、低温、高温等恶劣条件下对武器进行各种试验，在试验中去捕获证实设计数据的可行性。在这种恶劣条件下进行各种试验，实际上也是对人的意志品质、身体素质的严峻考验。每次试验都少不了郑惕参加。因此，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被他的敬业奉献精神所感动。

1993年，郑惕从副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按理说，他应该好好休息，安度晚年了，然而闲不下来的他却依然很忙，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被多家研究会聘为顾问。

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前夕，郑惕曾答应过和当年一起战斗过铁道游击队的战友们团聚一下，但这一愿望还未来得及实现。2002年9月14日，郑惕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参考于枣庄市档案馆内资料

《天下@第一庄》

（总第十七期）部分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