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出土文物证实，伏里土陶始于5600年前，是东夷族的莱夷部族，向中原地区（向西）发展而定居下来的先民文化，早期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属于龙山文化。伏里曾为夏代至西周中期偏早的古倪国国都所在地，伏羲故里，小邾国国都，春秋蔇国的一部分。西集镇的名字就是“西蔇”演变而来的。据龟山伏羲庙记载，伏里是伏羲的故里。按199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伏里村1967年至2000年期间曾改名建新，后恢复原名）。
伏里村历代遗存丰富，先后发现新时期时代遗址、周代遗址、汉墓群、唐宋明清墓葬等。1980年修店徐公路时发现了东周遗址，出土了不少周代陶品。村北二里有两平方公里的汉代墓葬群，村里及周围也有零星汉墓，不光出土了大量陶器，也出土了大量陶冥器，如陶猪、陶羊、陶仓、陶楼、陶井及陶灶等。村中群众建房出土了南北朝、宋代陶玩具磨具，村边龟山顶伏羲庙遗址出土了明清时代供器土碟。文革后抢救伏里土陶艺术品时，征集到不少清代的台灯、阖盆、八角松枝盆及狮子、蟾蜍、人物等玩具。
1992年冬至1993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联手对该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就出土了烧冥器的小窑和今传伏里土陶鼎型制一样的灰陶冥器鼎。1996年及2006年春，又两次联手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生活日用品陶器及无生活使用意义的陪葬冥器。这说明，伏里村今传的大小窑屋的分类生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其中大窑屋生产的生活用品类陶器个大、屋大、场大、窑大；而小窑屋生产的陪葬用冥器，器小、屋小、场小、窑小。
伏里人记忆中的伏里土陶工匠活动从现在向上推5－6代人，为清代中晚期。那时，村中的工匠是女匠人家争嫂和她的两位小叔子甘家抢和甘家夺及张太昌等人。家争嫂模八角松枝盆最有术，远销微山、湖西几个县和本地，其他人模制的祭祀器香炉、土堞也很有名。甘家松烧制的瓦座脊兽代表着伏里土陶建筑用陶的最高水平。小窑屋生意兴胜，引来了不少外乡穷人，刘玉贵（人称刘三，1880—1963）就是外来人中从事土陶艺术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土陶作品兴盛一时，曾批量出口美国。清末民初伏里村制陶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生活用品类、祭祀玩耍类和建筑类土陶。民国初年，伏里土陶第三代传人甘家松恢复了建筑屋顶上脊兽的制作，对伏里土陶进行了工艺创新。解放前后，又出现了甘家生、甘志恩、张学喜、甘信田等一大批耍货（是伏里土陶的行话和工艺品的别称，就是说该艺术品以赏玩为主要特征）匠人。
民国至建国前后，土陶业在伏里村发展鼎盛，仅大窑屋作坊就多达24口，陶窑7座。工匠辈出，伏里土陶在鲁南地区制陶业中首屈一指。从俗语和歇后语中可见踪迹“兆庄的罐子伏里的盆”、“九老庄的闺女嫁瓦家峪—如舅（旧）卖黄盆”、“年荒盆，麦荒罐（荒指旺销，这里指两种类型产品的旺销时节）”、“年前年货（指祭祀品）、麦前耍货（指赏玩类）”、“二十七、八（指腊月末），罐鼻盆叉（指破的也能卖出去）”。
文革中，伏里土陶艺术受到摧残，一片凋敝。其中的耍货，传世的土陶作品，模具被毁坏殆尽。1978年西集镇（原公社）文化站长甘致有重新进行抢救、发掘、整理、研究、创新，以当地特产的黑泥，红粘土，通过淘洗、制器、烧制而成。1982年，甘致有制作的39种，共600余件土陶作品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一九八二年山东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随后，作品流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21个国家和地区。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伏里土陶“具有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型制，浓郁的汉代风韵，南北朝特点，明清吸收其它姊妹艺术长处的印痕”，“是山东土陶中独系发展起来的稀有艺术品种，不可多得”，“是传流于地面上的土陶文物”，给予了极高的赞誉。1982年以后，根据国内外专家的建议，甘致有正式将这些伏里“耍货”、“生活用品陶器”等命名为伏里土陶。
80年代至今，伏里土陶发展受到市场限制，从业人员相对较少，工艺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等问题制约，发展处境非常艰难。对于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保护，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