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52年的潘福安，从小听着铁道游击队故事长大。参加工作后，一次到外地出差，有人问他：“铁道游击队是真的吗？不是刘知侠杜撰的吧？”这样的疑问，就连枣庄当地一些不太了解历史的人也时有提及。面对一系列的疑惑、误解，潘福安这个为铁道游击队感到自豪的枣庄人，陡增了一份责任感。每遇这种情况，他就细心地给人们讲解，甚至于争吵。同时他又觉得，作为一个枣庄人，一名共产党员，他有责任、有义务把宣传铁道游击队的担子挑起来，特别当他得知现存的铁道游击队资料不丰富，而大部分老队员相继病故了，少数活着的大都散居在全国各地，且年龄较大、身体欠佳的情况后，便萌发了抢救性地收集铁道游击队史料的念头。
数十年来，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等业余时间，先后赶赴十余个省市，行程数万公里，走访了数十名老铁道游击队队员及其亲属，全力进行史料征集。靠自己微薄的工资从事搜集，很多时候只能是拼体力，靠脚走，实在累得不行才坐公交车。当年他的伙食就是书包里掖几个西红柿、馒头和咸菜。用他的话说：“西红柿管渴还管饱，又有丰富的维C。”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单一饮食，潘福安患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糖尿病等，现在一看到西红柿就想呕吐。
潘福安的行动得到了老铁道游击队员和社会热心人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原铁道游击队第六任政委郑惕将军，为他提供了很多资料和相关情况，并把自己使用过的物品赠送给他。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他的“家当”有了较大积累。2000年是铁道游击队创建60周年，他准备利用这些珍贵资料举办展览。为了筹展，他花光了积蓄和老父亲的退休费，又向弟弟、妹妹筹借，把儿子准备结婚的钱也用了，有关部门资助了1.5万元，他又动员妻子把自己住的房子抵押贷了数万元钱。为节约资金，他让老伴去跟人家学装裱。筹备妥当后，他赶到北京，恳请郑惕将军来枣剪彩。年近八旬、重病在身的老将军听了汇报，为他这种痴迷铁道游击队、弘扬民族精神的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称潘福安是“铁道游击队精神传人”，并书写“报国精神，永世长存”相赠。当年10月1日，市博物馆热闹非凡，老将军来了，老队员们来了，烈士的亲属子女来了，这是新中国建国51年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举办的“铁道游击队英雄事迹展览”。
展览在市博物馆共举办10天。为了让更多人参观，潘福安以每天100元租借博物馆展厅举办义展，他和家人当解说员，轮流值班讲解。由于体力透支太大，他病倒了，但仍坚持等展厅关门后，晚上才到医院输液。潘福安的行动感动了社会，一所边远山区的农村小学，全体老师带着数百名学生冒着滂沱大雨从几十里外赶来参观。一位安徽的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我终于真正看到和了解了铁道游击队，他们是中国人民不甘屈辱和奉献的代表，他们的精神永存。
在博物馆展览结束后，潘福安利用节假日带着展板到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巡回义展。当年春节他冒着大雪在市人民公园举办义展，他和家人在公园展厅里过了大年。
为了能够长期地把展览办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铁道游击队，他又在市民政局申请登记成立了“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他立志要建和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并存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反映枣庄地区人民抗战的全画卷。
个人办革命传统教育展览馆谈何容易，但潘福安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宣传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家乡奋力拼搏，努力贡献。尽管很艰辛，但我愿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只要大家理解了，这个展馆就有希望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得知潘福安的事迹后，亲自为他撰写了“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名。
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理解，更加坚定了潘福安宣传民族精神和人民军队的信念，他开始了边巡展边收集资料边筹馆的工作，他的妻子陈淑英在一次展览中出了车祸，被诊断为骨坏死，做了挖骨手术。为保证展览正常进行，未等痊愈，陈淑英扶着双拐坚持巡展。为了节省资金，儿媳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帮老人圆“建馆梦”。
潘福安收集的展品多了，家里放不下，就借用别人的仓库存放，没地方展览，就借租别人的房子搞展览。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此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展馆全都是义展不卖票。面对办展览要花钱的现实，他只能用自己仅有的工资苦苦支撑，自2000年至今，他为办展览写了一大堆欠条，展览地也换了十余处。
为了唤起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怀念和告慰这些民族英雄，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他让家人代他去给逝去的爷爷、奶奶、母亲上坟，自己却要带着花圈行程数百里分别到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洪振海、刘金山及副大队长王志胜等人的墓地去扫墓祭奠，并出资为洪振海烈士立了“纪念烈士牺牲六十周年纪念碑”。
潘福安一生的梦想：一是建一个永久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给后人留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永久基地；二是搞一次勿忘国耻、铁道游击队精神万里行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光辉业绩；三是利用手中大量的史料，编写出一本《铁道游击队图史》，向世人全面、详实地介绍铁道游击队的光辉历史。目前《铁道游击队图史》已经印刷出版且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来源：枣庄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