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的一天，雨过天晴，特别适合飞行，海军某舰载战斗机团飞行二大队副大队长袁伟检查设备后关闭座舱，他驾驶着歼－15舰载战斗机冲向蓝天。
　　突然，正在直线爬升的战机撞上一大片黑影，飞机像打航炮一样“咚咚咚”地震颤起来，此时距离起飞不到1分钟。
　　“嘭”地一声，机身一震，发动机转速骤然下降。驾驶舱内，屏幕显示“危险”，语音报警“左发失火”，“火警”灯闪亮，每一个都在争夺袁伟的注意力。
　　绰号“飞鲨”的歼-15战机飞歪了，陡然向右倾斜，袁伟操纵驾驶杆以保持平衡。“我撞鸟了！”他向地面的塔台报告。
　　那片黑影竟是上百只鸽子，有鸽子卷入发动机，一团火球从左侧发动机尾喷射出来。
　　“坏了。”袁伟想，“一会儿可能要跳伞。”
　　“左发失火，左发失火……”机上冷静、频繁的提示音响着，通过无线电，塔台指挥员、该团副团长卢朝辉都听到了。
　　袁伟有点害怕。
　　飞机撞鸟一直都是航空业界的梦魇。据测算，当飞机以483公里的时速飞行时，与体重近0.5公斤的小鸟相撞，能产生8.1吨冲击力，无异于遭到一枚导弹的袭击。
　　时速接近400公里的飞机，此时在不足百米的低空，留给袁伟的反应时间更短，“感觉特别无助”。没有云层的遮挡，阳光直直射在他身上，照得他有点冒汗，他只能死死踩着右方向舵。
　　“保持好状态，改平坡度。”卢朝辉的声音很快通过无线电传给袁伟，他平静了一些。
　　1985年出生的袁伟已经飞了10年，早已不是那个初次飞行时紧张得浑身发抖的毛头小子。第一次飞之前，教员问他：“你怕吗？”当时他生怕按错一个按钮或电门，于是老实承认：“怕。”教员却说：“怕什么，有我在。”他觉得说这话的教员超帅。
　　跳伞手柄就在手边，但他没有跳，因为他发现情况没有糟到失控的地步。“其实那时候跳伞一点毛病没有，谁也不会责怪他。”他的领导说。
　　袁伟关闭左侧发动机，作出了本能反应，开始右转，避开左侧山峰。
　　“左发失火，左发失火……”提示音还在叫着。
　　相当于坐在点燃引信的“超大炸药包”上，袁伟的右转给了地面所有人信号：他选择与“飞鲨”同进退。
　　他要拯救这个造价近4亿元的“兄弟”。两年前，为了飞歼－15战机，他放弃稳定的工作环境，在而立之年来到舰载战斗机团。有统计表明，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普通飞行员的20倍。他却说，“要飞就飞最好的飞机。这是很多飞行员的梦想，我们喜欢挑战。”
　　“尾钩俱乐部”的成员配合
　　“极限迎角，极限过载……”语音提醒有了新内容。当时只剩一台发动机的飞机由于动力不足，速度开始下降，高度也在下降。
　　“飞鲨”掠过村庄、河流，绿色的庄稼地里投射着它清晰的影子。事后从飞机自动录下的影像里可以看到，那抹绿越来越深，说明离地面越来越近。
　　“要提升高度，只能开右发动机的加力。但此时谁也不知道右发有没有受损，贸然启动可能造成动力尽失。”身在塔台的卢朝辉纠结起来。
　　此时，目睹他撞鸟的僚机飞行员艾群跟了上来，为他开了“后眼”。
　　“右发未见明显损伤，无起火拉烟。”艾群冷静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中，让袁伟心里一松，他恢复了冷静。
　　袁伟与该团空射主任艾群是同批次获得航母资质认证的。被选上飞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们，至少飞过5个机种、飞过500个小时三代战斗机。袁伟他们已经处在飞行员“金字塔”的顶端，因为目前全球现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不超过2000人。
　　在渤海边，他们成立了一个“尾钩俱乐部”——尾钩是舰载战斗机独有的，用来在航母上挂阻拦索。
　　“检查右发温度状态，开加力。”在艾群报告传来后，卢朝辉通过指挥系统发出指令。这三名“尾钩俱乐部”成员此刻紧密配合，综合三方的信息，袁伟更加确定情况可控，挽救战机仍有一丝希望。
　　“极限迎角，极限过载……”冷静的告警声在机舱内反复响起，飞机随时可能失速，屏幕上的“危险”提醒频繁闪烁，飞机的噪音持续着，天空中开始出现白云。过去袁伟非常喜欢冲上云霄时的感觉，但此刻，以他的速度飞机都快碰到山头了。
　　左发火苗又冒出，带出的尾烟阴魂不散地跟着袁伟，而他的战友跟在尾烟后面。
　　几分钟内，指挥塔台做出了一套航程最短、航时最短的安全着陆方案，但在这条航线的延长线上是市区，那里有近百万人口，以及最高的着陆成功机会。
　　但袁伟提前扭转了机身，避开市区，向右飞去。
　　从飞机的录像里可以看到，地面又绿了起来，其间散落着黄色屋顶的村庄。
　　起落架放不下
　　“左发失火，左发失火……”提示音继续叫着。
　　“起落架无法放下。”村庄附近就是机场候机大厅，袁伟为了避开它们准备提前着陆，但突然发现了这个火烧眉毛的问题。
　　听到袁伟的报告，卢朝辉眉头皱的更紧。“低空低速状态提前放起落架，飞机速度受阻力影响肯定变慢，高度也必然下降。但如果不放，留给飞行员后续的处置时间就越少，稍有不慎就是重大伤亡。”
　　袁伟此时仍有机会跳伞，并能操纵飞机避开人群，但他仍紧踩右方向舵以保持平衡。“飞机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飞行已经融入我的生命。”袁伟事后轻描淡写地说。
　　他与“飞鲨”的不少大事都发生在同一年。2012年，他结婚成家，“飞鲨”成功降落在辽宁舰。2015年，来到舰载战斗机团的他与“飞鲨”正式相遇，成了“兄弟”。2016年，他驾驶“飞鲨”成功着舰，通过航母资质认证，同年，他的儿子出生。获得认证归来后的捧花照摆在他的书桌上，儿子的照片塞满手机，与妻子的合影是他的微信头像，“飞鲨”与家就是他的两个发动机，一个也不能少。
　　“左发失火，左发失火……”冷酷的提示声不愿停歇。塔台的卢朝辉和僚机上的艾群都能听到这告警声。紧盯袁伟向塔台汇报情况的艾群被这声音烦透了。
　　卢朝辉握紧了拳头，他盯着一直在自己视线范围内的“飞鲨”，一遍一遍地与袁伟、艾群以及塔台各站位交换信息，研判最佳方案。
　　而此时的袁伟早恢复了惯常的“冷脸”，惊慌被扔出机外。“这就跟看恐怖片一样，一个人看害怕，我们3个一起看就不怕了。”艾群事后总结。“能双机飞就不单机飞”，这是舰载战斗机团用4年多改过来的习惯，他们认为这能帮助稳定飞行员的心态，并作出相应提醒。
　　无线电里的声音几乎没有间断过，陪伴着袁伟——就像最初带他飞的教员一样。
　　“开加力增速爬高。”
　　“由北向南沿跑道通场。”
　　“听令应急放起落架。”
　　“调转航向，由南向北，对头着陆。”综合各方信息，卢朝辉发出一连串指令。
　　“通场后准备调转航向由南向北对头着陆，对正放起落架。”袁伟重复指令，冷静的声音在3人间传递。
　　降落在跑道中心线
　　“极限迎角，极限超载，左发失火，左发失火……”不同的危险被交替念出。
　　超载着陆是个大问题。
　　由于飞机是在起飞阶段发生特情，机载的数吨燃油还没有消耗多少，载重超过飞机降落时的设计极限值近5吨。同时左发起火，导致无法空中放油减重，这意味着袁伟只能超极限载重着陆。
　　“尾后左发现在是白色尾烟。”“及时雨”艾群的声音又在无线电响起。
　　这让看不到尾部的袁伟吃了定心丸，他确定“发动机的火势暂时得到了控制”，白色尾烟是没被引燃的油高速雾化形成的。
　　熟悉又危险的跑道近在袁伟眼前，几乎被黑色的轮胎摩擦痕迹划满。
　　300米、100米、50米……飞机高度越来越低，袁伟收油门、拉杆，努力把飞机改平，减少接地瞬间的撞击力。
　　消防车、救护车等已经在跑道外等着袁伟，包括卢朝辉在内的地面人员都以为少一个发动机的他这次会飞偏。虽然作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他们被要求着陆时偏离中心线左右不得超过3米——航母跑道宽度只有20多米。
　　“飞机落地以后可能冲出跑道，可能轮胎爆破，可能倒扣……”袁伟驾机着陆前在心里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做着准备。
　　“哧”地一声，飞机机轮先后接地。他使尽全身力气踩满刹车，尽力保持方向。结果，这名海军目前最年轻的特级飞行员操纵战机沿着跑道中线稳稳地滑行起来。
　　“好样的！人和机都带回来了。”卢朝辉不禁在塔台吼了一嗓子。
　　飞机落地后，由于速度减小，尾部又出现火苗，停稳后，火势逐渐增大，爆炸的风险随时可能发生。袁伟迅速解开安全带，抓着机舱边缘从飞机左侧跳了下来——这是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
　　他落地时没站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后来肿了好几天，战友们见到他就问：“你屁股好了没？”
　　沿着一条直线，袁伟拼命跑。把他护送回来的艾群此时超低空飞行通场，飞回蓝天。
　　迟来的心跳加速
　　飞机一落地，消防和机务大队等地面人员快速涌向“飞鲨”——身上染着鸟血的它从腹部到地面都着了火。
　　袁伟回头看到的这一幕永生难忘。
　　消防员向着火部位喷射干粉灭火剂和水，该团一名机械师在飞机附近急得上蹿下跳，向消防车大喊，“喷左发，别喷右发！”
　　在飞机下面近身灭火，很多人被喷成了“雪人”，有人因吸入了太多干粉趴在地上呕吐。
　　看了那么多有关飞行员的电影，袁伟终于有一次像男主角一样帅气的连人带机送回地面，但他开心不起来。
　　恐惧代替冷静包围了袁伟：这么多战友围过去，已经撞鸟失火近12分钟的“飞鲨”会不会突然爆炸，“那岂不是带回来了灾难？”过去快1个月后，话不多的他说到这件事还会红眼眶。
　　救护人员很快找到了焦灼的袁伟，他要求确定战友们平安再走，结果被叫上了救护车。在救护车上，他的心跳开始加快，达到了每分钟120次，而人的正常心跳不超过每分钟100次，这时他才发现右脚崴了，左脚的大脚趾指甲快掉了。
　　而从塔台下来的卢朝辉，心跳也开始加速，快得不行。
　　最终，机务大队和消防官兵用12分钟将飞机降温，扑灭全部暗火。后来，有些人住了四五天医院。
　　得知战友和“飞鲨”都安全后，一直后怕的袁伟打通了妻子的电话，对这件事只字未提。
　　鸽子、燕子、麻雀、海鸥等鸟类被列入了该团的重点研究对象，他们“提高了对鸟类危害性的认识”，还请了专家，尝试制订更高效的驱鸟办法。
　　撞鸟事件没过去几天，袁伟又驾驶着“飞鲨”出任务去了，只不过这次，他和战友们多了一分对鸟的关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惠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