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生活17年后，王培礼觉得，“城市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谋生工具从自行车变成了小轿车，他还是没能追上城市加速的步子。没追上高房价，他和家人租住在郊区一间民宅。屋子几年内即将被拆迁，他们只能搬去城市更外围的地带。他也没追上居住证，他的女儿“潜伏”在某所民办小学内，上级部门来检查的时候只能“被放假”。他更没追上户口，3个月前贷款买车做起网约车司机的他，不久后很可能又要另谋职业。
　　这位只念过3年书，个头不高的安徽农民工，认为自己“再普通不过”，和上海近千万外地人没啥俩样。“只不过我老了，城市不再需要我了。”老王黯然地说。
　　今年45岁的他不得不更加争分夺秒。每天早上6点，他用力踩下油门，冲向拥堵的市中心，直到将近11点，买来当早点的包子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最晚的时候，他凌晨2点才回到位于浦东郊区的家，6岁的女儿已经几天没见到早出晚归的老爸。
　　3个月前，刚买下这台漂亮的白色轿车时，他高兴地带着全家人去了海边。在这辆车上，他押下了半辈子的积蓄，还背了3年的债务。杂七杂八算下来，每个月要还七八千元，可是哪怕一个月30天不停歇地跑车，落到老王口袋的也不过2000元。
　　“本来指望着3年后还完贷款，车就成了我的。”老王苦笑着说。如今，一旦上海网约车细则落地，他就打算把车折价卖掉。几天前，他试探性地给此前工作过的快递公司发了短信，半开玩笑地问，“要是我回来，还要我不？”
　　十几年来，老王只能一直在城市的外围打转，和繁华的上海市中心保持着二三十公里的距离。
　　他想要扎进这个城市里。为了办下居住证，让女儿在上海上学，他曾特意搬进有房产证的正规民房，房租从每月450元涨到了500元。
　　他还进了一家能缴社保的快递公司，每天晚8点上班，早7点下班。主管怕员工偷懒，常常在巡视时高声对他们说，“无论哪家公司，缺了老板是不行的，缺了你地球照样转！”
　　负责分拣快递的他，“上半夜坐着，下半夜站着”，像机器一样根据地址给快递编号，每个件在手中经过的时间不能超过3秒钟。每个月，有20万件快递从他的手流向浦东的34家网点。
　　他还是没能挤进城市的核心圈。最后关头，房东反悔了，不愿借出房产证，办居住证的愿望落了空。他从快递公司辞了职，辞职之前缴的社保也没用了，居住证更加遥不可及。
　　如今，老王也“想开了”。“我们院子里一共6户，16口人，没一个有居住证的。”他安慰自己，“更何况哪怕办上了证，每年都得续，孩子借读费一年9000元，自己缴社保更贵！”
　　带着妻儿搬来上海后不久，他前进的速度就不断被轰鸣的机器赶超。在浦东北蔡镇，他找到了第一份长期工作。那时，街道上很少看到汽车，给家具厂送货的他，每天卖力地蹬着破旧的自行车，后面拉着板车，板车上拖着五六件沉甸甸的家具。经常，他需要把货送到30公里外的地方。
　　“工作是辛苦一点，但一个月的工资有750元，当时相当不错了。”那时，他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儿，对大城市充满了向往。
　　不过，只干了一年多，老王就失业了——因为老板买下了一辆货车。
　　他初次来上海打零工是1991年，也就是国家制定“开放浦东”重大决策一年后，老王至今记着，浦东当时仍是一片荒凉之地，南浦大桥还没有通车，坐船去浦西仅需7毛钱，东方明珠尚不存在。
　　此后20多年间，468米的亚洲第二高塔东方明珠拔地而起，450多栋写字楼如竹笋般从陆家嘴的滩地上冒出来，16条地铁线被挖通，甚至，上海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商运列车专线，跑完30公里仅需8分钟。
　　曾有一瞬，老王差点就抓住了这辆飞速向前的列车。
　　那是2000年，运家具的他卸完货，在客户位于中环的家中聊天时得知，房子“并不算贵”，80平方米只需要13.5万元，买房还送户口。
　　老王觉得“心里痒痒的”。但他手里连1万元都没有，又不愿找亲戚借钱。“更何况，当时也没打算长居，打工的人，漂泊到哪儿就是哪儿，谁知道明天在什么地方呢？”
　　如今，房价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有房产中介给老王打来电话，邀请他去看房，正在开车的他提高音量，直接了断地回应，“不感兴趣”。十几年来，老王从未在上海看过房，因为“看了也白看，没钱反而伤心难过”。
　　偶尔，老王也会漫不经心地和乘客聊起房子，得知陆家嘴附近的房价已经蹿到12万元一平方米时，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波澜。
　　他早已明白，城市加速之快令人咋舌，自己老早就追不上了。
　　老王曾想过“一夜暴富”。此前微信名叫“股市掘金”的他，手机里至今保留着炒股软件。在短暂的午休时间，他会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财经资讯。他最懊恼的事情莫过于，眼看着一只股票的单价从1.7元涨到了15元，他却“没有可以入手的资金”。
　　他还想过自己搞发明创造，申请专利。“能不能发明一种不耗油不耗电的汽车，就靠空气泵作发动机？”最后费尽周折联系到同济大学一位空气动力学专家，结果教授坚定地说，“你这个想法跟永动机一样不现实。”
　　老王从没把这事儿告诉家人，但他从此把儿女的教育看得“比天还重”，希望他们像城里的孩子一样考大学，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他咬咬牙把儿子送进了老家最高级的一所私立双语中学，每年光学费就要1.9万元。
　　平时，老王身上的衣服都是几十元淘来的，最贵的一件也不过是300多元买来的黑色夹克。他甚至只有两双鞋换着穿，还是商店做活动买一送一时买的。但是，为了不让儿子在学校看起来寒酸，“怕伤了他的自尊”，他给儿子买的运动鞋从没低于300元。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喜欢唱歌跳舞，在小朋友中才艺出众。回忆起她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表演的舞蹈《踏浪》，老王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她就站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穿着绿裙子，抹着胭脂，涂着口红”。
　　每到下午4点多，老王便会遇到带着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的乘客。老王想着，等学校开舞蹈兴趣班了，他也要给女儿报名，尽管女儿在学校是名“黑生”，一遇到上级检查，只能被停课。
　　前些天，女儿还缠着他，“爸爸，我想要个点读机学英语，就跟电视广告里的一样！”老王心里一直惦记着，等过一阵子手头宽裕了，就给女儿买上，“而且要买就买个最好的”。
　　但是，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承诺。“我什么都没抓住，儿子快结婚了，没房，女儿要读书，也没钱。”跑车的间隙，他半仰在驾驶座上，望着车窗外的楼盘低声说。
　　从市区回家的路上，在老王的车窗外，一辆辆呼啸而过的轿车逐渐变成了挤挤攘攘的摩托车、电瓶车和三轮车，咖啡厅和商业中心传出的悠扬曲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元店门前高亢的喇叭声，不断重复着“特价清仓”“大甩卖”的广告词。
　　他的家安在镇上棚户区一个近20平方米的空间内，贴着旧报纸的窗外面对着一堵墙，阳光很难照进来。屋里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平日需要洗澡时，身为酒店清洁工的妻子会带着孩子上自己工作的宾馆。
　　两张横竖交错摆着的床，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一个五斗屉，一个米白色柜子，几乎就是屋内所有家具。
　　但老王的妻子还是觉得太多，“搬家一次都搬不完”。和院子里其他租客一样，老王的妻子也知道，他们临时的家早被划入拆迁范围，但她“现在不想考虑这么多”。她挥挥手，“之后搬去哪儿，以后再看吧！”
　　在载着乘客驶往他们的目的地时，老王每天都会经过一座座高架桥，路过一个个繁华的商业广场，但老王和妻子都说不清楚，他们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在老家安徽寿县，老王家8口人分到8.3亩地，父母还多给了他半亩，所以他名下有1.5亩地。在家种了一年地后，他发现“种出的稻谷还养不活一家人”。
　　村里也几乎没有同龄人了。前不久，老王开车回家探望患胃癌晚期的岳父，惊讶地发现，“除了一位村小老师，儿时的伙伴没有一个人在家了。”
　　“全都各奔东西了，有的来了上海，有的去了深圳，基本上都在大城市卖苦力。”老王和他们大都断了联系，“二十来年没见过了，就算见了面也不认识”。
　　除了一位叔叔，老王所有家人都来了上海。2008年，不愿离开老家的父母也坐着大巴车来了，找到了小区清洁工的活儿，顺便拾荒贴补家用。后来，大雪压垮了老屋，家乡3间稻草屋顶的土屋现在只剩下一堆坍塌的黄土。
　　在城市里，当汽车在高架桥上奔驰时，老王最喜欢的是道路两旁的路灯，星星点点的暖黄色照亮了路面，也照亮了夜空。“老家没有的。很明亮，很美，不是吗？”老王好几次望着它们出神。
　　突然，这种灯光消失了。车子拐进一条黑暗的土路，道旁是破败的厂房，凌晨时分水沟边涌起的雾气爬上了车的前窗。老王费劲地探着头，借着昏暗的车灯，努力看清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