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毒品抗争

　　一个村庄的涅槃

　　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杨海燕一直想把她的家乡曼软村10多年来在毒品控制上村民们的艰难斗争写出来，她和同学王双宝、郑成功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调查报告《一个村庄的涅槃》。报告显示：在国家法律的高压态势和村民自治的结合之下，截至2015年，曼软村这个被毒品笼罩了几十年的村寨，已经连续6年“没有新增吸毒人数，且原有吸毒者人数降低”。

　　这份沉甸甸的作品，获得了2015年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评委认为，“曼软村的经验，为边境村寨的毒品控制和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这是云南省高校参加此项大赛以来首次获得特等奖。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村民时，村民们备受鼓舞。”杨海燕百感交集，“是此次大赛给了我机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被毒品危害的村寨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

　　“像风铃一样的声音”

　　曼软村位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在这片温润的土地上，生长着甘蔗、水稻、森林，清新的空气中总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然而温润的土地也孕育了罪恶的植物。陇川地处中缅边境，毗邻毒源地“金三角”。而曼软村距离中缅边境线仅10公里。这里的边民世代交融，村里的景颇族与缅甸边境的克钦族因婚姻、血缘和地缘有着密切关系。

　　20多年前，有村民到中缅边境去种罂粟。他们回忆说，当罂粟开花结果时，风吹来，罂粟果发出“像风铃一样的声音”，“心里就欢喜”，“可以换钱了”。

　　由于边疆缺医少药，鸦片可减轻疾病痛苦，有的村民便把鸦片当作药品。由于对毒品危害的无知，有的村民甚至宴请宾客时把鸦片当作招待客人的物品。

　　村民木易(化名)从20岁开始便在缅甸种植罂粟，25岁返村结婚，婚后妻子与他一起吸食和贩卖鸦片，他们的独生女儿和上门女婿也与父母一起吸食鸦片。生育的3个孩子从小在爷爷和父亲的“剁把筒”(大烟枪)边长大，“闻着鸦片味就像吃着糖一样香”，后来也开始吸食鸦片。一家7口人全部走上了吸毒、贩毒之路。

　　40多岁的景颇族村民万吕(化名)，因患有严重肾病而剧痛难忍，听说鸦片可止疼，便向村民买了些鸦片来抽，果然剧痛消失、全身轻松。从那之后，只要身体不舒服，他就偷卖家中财物买鸦片抽。2008年，万吕因吸毒过量而死。

　　上个世纪90年代，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由于特殊的地缘和“人群通道”，陇川县成为境外毒品进入云南的通道和中转站，当地毒贩在参与大宗贩毒活动外也以零星毒品向身边人销售。吸毒人员为了维持吸毒的经济开支，也以贩养吸。一些边境村由此成为毒品重灾区。赶街天的时候，贩毒者和吸毒者各自背着背篓，将钱、物、毒品藏在蔬菜、大米中，到约定的地方交换背篓。

　　2003年，15岁的傈僳族男孩毛弟(化名)辍学后，终日跟着村里几位“大哥”。这些年轻人认为吸海洛因“威风”“享受”，于是毛弟也跟着吸食。没钱买毒品就偷村里的东西卖，身体越来越差。如今26岁的毛弟，虽已戒断毒瘾，但身体孱弱，无法从事重体力活儿。

　　德宏州政法委的公开数据显示，陇川县吸毒人员中农村吸毒人数所占比例高，吸毒人员文化程度偏低，青壮年吸毒现象较为严重。云南省某戒毒所陇川分所近年来对11917名吸毒人员的统计数据表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总统计人数的95.4%，其中文盲占39%，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45岁以下的吸毒人员占51.8%，其中20岁以下有1.6%，20～30岁的占21.2%。

　　杨海燕记得，小的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脸色发黑、走路踉跄的人，就感到“很害怕”。寨子里“死气沉沉”，“白事多喜事少”，特别是当村里有人患上艾滋病后，人心惶惶，村民们不再串门聊天，聚会也很少。

　　据杨海燕他们后来的调查，1993年至1995年毒品严重泛滥期间，该村学龄儿童辍学率高达78%。辍学的原因中，因孩子自己不想上学的仅占2.7%，大部分是“供养不起”“受村里不良风气影响”“染上毒瘾”。

　　而且，那段时间，毒品导致村寨“经济发展能力严重削弱”“劳动互助合作人员减少”“赌博情况严重”“老无所养，幼无所教”“子女教育环境堪忧”“艾滋病患者急剧增加”“房屋失修，村容不堪入目”“家庭关系紧张，影响村寨人际关系”“聚合外来人口增多”“基层组织后继无人”“偷抢事件频发”。

　　更令人痛心的是，吸毒还导致有的家族全部消亡；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携带艾滋病病毒，而父母已经双亡，只能与年迈的老人生活在一起，目前已进入发病期。

　　“救救我们民族”

　　毒品给陇川县带来的危害，让时任陇川县县长孔勒干发出了“救救我们民族”的呼声，同时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全国禁毒防艾人民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作为禁毒防艾的最前沿，陇川县成立了禁毒防艾工作领导小组，向全县乡镇派驻工作队，开展禁毒预防宣传教育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对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严重的村民小组开展专项整治。同时在全县开展“集中整治吸贩毒窝点、中缅边境联合扫毒、集中清查可能藏毒的场所、集中收戒吸毒人员”等一系列严打毒品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毒品消费市场得到了控制。

　　围绕着禁毒防艾工作的开展，陇川县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村寨道路、人畜饮水管道、卫生厕所、农村文化活动室等，帮助当地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给农村经济注入新鲜血液。

　　同时，为帮助境外铲除鸦片种植，陇川县还开展了境外替代种植工作。2004年以来，无偿投资修通了缅甸雷基至八莫弹石公路，无偿提供种子、肥料，派技术员出境，在境外开展甘蔗、麻竹、西南桦等替代种植。

　　在一系列的高压之下，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公开数据显示，2004年，陇川县在册吸毒人员8880人，至2013年在册吸毒人员为3803名，减少了5077人。

　　2015年，杨海燕等人在曼软村调查时也欣喜地发现，从2009年至今，村里再没有增加一个吸毒人员。过去的吸毒人员总数也大幅度减少，村里戒断毒瘾5年以上的有27人，戒断5年内的有45人。

　　“取得这样的成果，除法律的严厉打击以外，村民的自治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巩固作用。”国家禁毒委禁毒专家库成员、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莫光耀说。在指导杨海燕等3位同学进行这一项目调查时，他也多次前往曼软村调研。

　　地处中缅边境的陇川县，边境线长达50.89公里。边民间的相互走动，缅籍人员的大量涌入，为管控毒品带来了极大难度。

　　陇川县一位民警说，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尽管事前高度保密，但警方到达现场时，却没有抓到一个人，后来搜山才将人抓到。原来吸毒人员为逃避抓捕，晚上全部躲在山上睡觉，吃住也在山上。几公里之外有人放哨，一有情况，马上分散逃跑，给警方的搜捕带来很大困难。

　　“边境地区居民社会关系复杂、地形崎岖，仅靠公安机关的力量很难及时发现吸毒人员的行踪、提取吸毒证据。”这位民警说，而村寨居民之间彼此熟悉，村寨内自发的禁毒措施，可以使警方及时发现、收戒吸毒人员。

　　备受毒害煎熬的村民也不愿再坐以待毙。一些村寨开始组织护村队。曼冒村委会上寨坝的妇女金木玲，将村里的妇女找到一起，成立了由18名妇女组成的护村队，在村里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曼软村也成立了由部分吸毒者家属和村中未吸毒的青壮年30余人组成的护村队，分别担任巡逻员、联络员和安保员，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职责。还设立专人管理的“禁毒基金”账户，用于护村队劳务补贴及奖励。“禁毒基金”主要来源于村民每年缴纳的500元“禁毒保证金”和对违规吸毒者、容留他人吸毒者等的罚款。

　　同时，他们还根据村规民约在村民之间形成自我控毒、全体抗毒的系列约定：“村民不得包庇复吸者；因吸毒去世者，家属不得大肆操办丧事；村民不得给予吸毒者劳动帮助和资金外借；屡教不戒断者不得参加任何村民活动；外来人口到本村租住房屋的，要在房东带领下向村委会备案等”。

　　此外，戒毒者还要按照傣族风俗“细万抓”方式自行戒毒：即每天清晨，戒毒村民要在“奘房”前集中，进行“盆央蓝高断压，么辣让在压”(傣语，意为“我自愿戒毒，绝不碰毒，勤于劳动，好好生活”)的宣誓，让他们之间相互约束。

　　为切断毒品在村寨之间的流通，曼软村所在的景罕镇8个行政村，组成了八村理事会，制定了八村公约和理事会财务规章制度，实行村寨联治，控制村内毒品。

　　“看见护村队走在村里，就觉得寨子又有了精神气”

　　“太管用了”。还在小的时候，杨海燕就对护村队充满希冀，“看见护村队走在村里，就觉得寨子又有了精神气”。

　　然而，直到这两年回村访问，杨海燕才知道，护村队多年来一直是在恐吓与威胁中坚持护卫着家园。

　　甘蔗地被烧毁，被吸毒者家属用刀砍，水里被下毒、家猪中毒而死……种种蹊跷的意外，让有的队员害怕了，退出了护村队，而更多的人没有被吓到，甚至不少老人也站出来，要求参加护村队。

　　但再艰难，村民也将宽容与温情投入到对戒毒人员的回归帮教。

　　比如，村规民约中规定：

　　“戒毒成功者向村民寻求劳动互助帮助，村民不得拒绝”“一名戒毒成功人员和一名村民代表负责对一名戒毒回归人员进行帮教，筛选恢复生活困难者，帮教小组积极为其提供技术帮助，帮助他找到赖以生存的途径”“对戒毒回归的未成年人，通过寻求亲友支持，动员他们复学”“通过长期跟进、关怀，鼓励戒毒回归人员不复吸”。

　　村民们所做的种种努力，在十多年后显示出了它的成果。

　　女青年岩珑(化名)是在2010年8月的一天，与两名缅籍女性躲在山上一窝铺内吸食“卡苦”时，被巡逻的护村队发现的。随后，岩珑被警方送入了戒毒所。这是她第二次被护村队发现吸毒，按约定，她的家人在全村大会上缴纳了200元的罚款。

　　两年后，护村队派人将解除戒毒的岩珑接回了家。此后，护村队每周派人轮流到她家了解情况，监督戒毒。岩珑靠在强戒所学会的农业技术种植了香瓜和西瓜，村干部帮她联系了买家。目前，岩珑靠种植每年可收入8万元，至今没有复吸。

　　一家七口都吸毒贩毒的木易，长期以来家无人住、地无人种，当父子三人从强戒所回到寨子后，护村队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控，时时督促他们参加劳动技能培训。两年后，木易家荒废的田地收获了甘蔗，他们终于又自食其力了。

　　“村民们与毒品抗争的路走得太艰难了。”回访村寨，让杨海燕为村民们参与禁毒战争的自觉、自醒感到深深的自豪。

　　她在笔记本上写道：“当茅草屋变成空心砖房和青砖木房，当废弃的田地重新披上了绿装，当亲朋好友聚集一堂为新生儿祝福的‘三朝’又有了欢声笑语，当景颇族的‘目脑纵歌’又跳了起来，当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又活起来时，毒品曾给曼软村带来的消极影响渐渐消逝，村民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获得了恢复和提升。”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复吸率居高不下已是世界公认的难题。社区帮教机制是帮助吸毒人员戒断毒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莫光耀说，曼软村在控毒上的自我管理，既支持了国家对毒品的正式控制，又探索了村寨非正式控制机制，形成了系统的毒品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由村民组织、实施，在实现毒品控制的过程中，保护了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村民根本利益，增强了村寨的社会发展活力。

　　他认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村民的自身管理、监督和约束，使村民的参与面扩大，参与度加强，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完善。

　　“特别是实行村寨联治，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间在控毒过程中的资源共享和社会责任共担，不仅发展了单独村寨基层组织建设，更壮大了多村寨的基层组织。”莫光耀说。(本报记者 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