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腿男子
华商报记者 薛振宇 还记得河北保定那个“锯腿硬汉”郑艳良吗？2012年4月14日，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为自己做了“截肢手术”。半年后，媒体关注到这个不幸又坚强的男人。他的故事被认为是击中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软肋。
如今三年过去，“锯腿硬汉”怎么样了？他的苦味人生是否遭遇到了新的难题？
3月10日凌晨5时，郑艳良睁开眼，妻子沈忠红早已起床。郑艳良看着自己仅剩不足20公分的左腿，又摸摸只有10公分的右腿，那里还是有些胀痛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持续10来天了，但他并没有急着去医院，还是等到了例行检查的日子，才不得不准备去医院接受检查。
这一天，村里有一个朋友要去保定办事，正好可以送郑艳良夫妻去河北保定市第二医院。为了配合郑艳良的看病时间，朋友天不亮就出了门。
花费近千元的“例行检查”
如果不是当初自锯右腿受到全国关注，社会各界捐款36万多元，夫妻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撑到今天。
7时20分，朋友把郑艳良夫妻送到了保定市第二医院，驾车而去。妻子沈忠红则推着轮椅上的丈夫走进医院。
和医院打了两三年交道，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到了诊室门口，夫妻俩静静地等候着，他们知道，最晚8点过5分，医生就会过来。
但这一天的情况却有些特殊，等到八点半，诊室还不开门，也不见大夫前来。郑艳良有些着急，便拨打了一位副院长的电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医生还不来？副院长对这位曾经引起过广泛关注的患者很是客气，回答：你稍微等一下，我问问。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大夫急匆匆赶来，跟郑艳良解释了几句，好像是说开会去了还是查房了，郑艳良也没记清楚。
9时许，郑艳良抽完了血，觉得有点饿。妻子出去给他买了两个火烧，郑艳良狼吞虎咽地吃完，妻子在旁边笑，说：看来真是饿狠了。
郑艳良却“哎呀”一声，说：“坏了，坏了，还没做彩超呢，不知道吃饭之后，还能不能做？”
夫妻俩便到超声室去询问，结果是：吃了饭了，不能再检查了，明天再来一趟吧，夫妻俩相对苦笑。
“明天再来一趟”，对于双腿截肢的郑艳良来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经济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没办法，只能再来一趟了，本来一个月一次的肾病综合征“例行检查”，这个月就成两次了。明天，还得看朋友的车方便不方便，如果不能坐便车，就得雇一辆面包车了。
两口子默默地盘算着这一天检查的花费，总共花了930元。
如果不是当初郑艳良自锯右腿受到全国关注，社会各界捐款36万多元，夫妻俩不知道，他们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庭还能不能撑到今天。
自行“截肢”，社会关注
2012年4月14日，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自己将右腿锯掉。
郑艳良今年49岁，是河北省清苑县臧村镇东臧村人。2012年正月，他突然双腿疼痛，先后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北京301医院就诊，被确诊为双下肢动脉血栓。由于病情严重医治困难，再加上经济拮据，郑艳良放弃治疗回到家中。
2012年4月14日，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在床上躺了两个半月的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自己将右腿锯掉，为自己做了“截肢手术”。而锯掉右腿的次日，他的左脚又脱落在了床上。半年后，直到郑艳良在家“自锯病腿”被媒体披露，社会各界才开始关注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男人。
当年10月11日，郑艳良被接到保定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治疗。院方组织专家对其进行全面检查，确定其身体缺血的程度和部位，并制定了具体的治疗方案。10月24日晚，保定市第二医院组织包括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在内的5名医生，为郑艳良做了双下肢疮面处理，并将缺血的血管进行疏通。11月9日，郑艳良出院回家。
那时的郑艳良，虽然双腿仅剩了10至20公分，但精神还不错，回到家，他和妻子花1700元钱买了台新电视，替换了原来的旧电视，还准备在家里的4亩地上建个养猪场。
这样的境况虽然谈不上多好，但总算有了奔头，与得病之初无奈放弃治疗回家等死时的状态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夫妻俩心里充满了对帮助他们的人的感激。
病情再次加重，北京求医
有一段时间，附近老乡经常上门，有来看望的，也有来找郑艳良帮忙找媒体的。郑艳良觉得，态度首先要热情，不能寒了人的心。
有一段时间，附近老乡经常上门，有来看望的，也有来找郑艳良帮忙的。他们觉得郑艳良认识不少媒体的朋友，可以帮他们把自己的为难事、不平事说一说。郑艳良仔细倾听来者的诉说，也热心地给记者打电话或者发邮件—能不能帮上忙先不说，态度首先要热情，不能寒了人的心。
然而刚刚出院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当年12月底，郑艳良身上长了很多红色小疙瘩，在保定市一家医院住院半个月，红色小疙瘩才消退下去，花费治疗费约7600元。医生说，可能是血液引发了皮肤病，而引发他腿疼和皮肤病的原因可能是肾有问题，需要做肾穿刺，建议他去北京治疗。
回到家的郑艳良一直感觉臀部疼痛，而且越来越疼，以至于他彻夜难眠。2014年1月18日，沈忠红出了趟门，出去才半个小时，回家却发现丈夫满头大汗，疼得快坚持不住了。她赶紧花100元雇车把郑艳良送进保定市第二医院，当晚，郑艳良再次被推进手术室，经过近3个小时的手术，才清除了血管中的血栓。
但仅隔一天，他的左腿再次出现血栓。保定的医院不敢治了，当晚就将他转院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两口子在北京友谊医院度过了2014年的春节。该院诊断郑艳良早期患有肾病综合征，这种病容易形成血栓，逐渐把血管堵住，必须长期服用溶解血栓扩充血管的药物。
2014年2月14日，郑艳良出院，回到河北家中。这次北京之行，治疗费花了9万多元。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的东西真贵，中午吃个煎饼都得7块钱。”
以前觉得自己很惨，现在觉得已经很幸运了
郑艳良盼望着有一天行动自如，不过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到来。直到今天，他只能是穿上假肢，扶着助身器移动。尽管北京的东西贵，郑艳良还是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
当时北京一家康复机构春节期间找到他，准备给他安装假肢，提出了治疗方案，并表示可以优惠。
当年4月15日，这家机构派车到东臧村，把郑艳良接到了北京。他在这里安装了一对假肢，按照该机构工作人员的估计，郑艳良需要接受两个月的康复治疗，训练腿部力量和平衡，最终有望独立行走。
郑艳良没想到，自己这次在北京一待就是7个月，直到10月28日才重返保定。
“因为假肢接受腔要一再进行调整，前前后后换了30多次，等完全调整合适，就到了10月份了。”郑艳良说，自己还不算耗时长的，在那家康复机构里，还有为了安装假肢要住一年的。
“以前觉得自己很惨，两条腿都没了，但在那家康复机构，我看到了遭到电击没了四肢的病友，比起他来，我已经算幸运的了。面对现实吧，就要乐呵呵的。天塌下来当被盖，命到了就得接受。”让郑艳良有些小得意的是，在康复机构里，他发现自己还真是少有的没有哭过的人之一。他一度还在这家康复机构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劝导者”。
那段时间，郑艳良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接受训练。第一次装上假肢，郑艳良只能勉强站立5分钟。那时候他已在服用激素类药物，身体发胖，力量跟不上。看着身边能走动的病友，他也盼望着有一天能像这些病友一样行动自如。不过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到来。直到今天，他只能是穿上假肢，扶着助身器移动。不过，他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大小便，他可以自己解决。
郑艳良的假肢接受腔经过30多次调整，终于合适之后，时间已经进入10月份，他就想着尽快回保定。康复机构的人劝他再训练一段时间，但他归心似箭。还有一个原因是：“北京的东西确实贵！”
他算了一笔账，装假肢15.6万元，清苑县政府和他本人各承担了一半。在康复机构的住宿费，别人是每天80元，康复机构给他减半，但这也要40元。加上他和妻子每天吃饭，也得消费七八十元。7个月下来，两人又花了3万多元。
至此，2013年收到的全国各地的捐款已经花出去了20多万元。
但回到家后，郑艳良却很少把假肢穿上。绝大多数时候，他把假肢放在旁边，自己则坐在床上。包括最近几个月，每月一次到医院的例行检查，他也是坐在轮椅上，“这样方便一些。”
“锯腿硬汉”发愁了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盘算着：36万元捐款，还剩多少。但算来算去，就剩七八万了。这些数字时常让他变得皱眉凝思、多愁善感。
今年3月10日下午，从医院回到家的郑艳良坐在床上看电视。
右腿还是胀疼，但他习惯了，也不太当回事。两条残肢上盖着的毯子滑下来，他却不觉得冷。“大家都说我体格不错，就是两条腿不行了。”
假肢放在床边的轮椅上，衣柜上显眼的位置还摆放着河北省红十字会捐助20000元整的救助牌。
当初，他一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6万多元捐款。绝大多数捐助者他都不知道姓名，仅有几个知道联系方式的，逢年过节他都发短信问候一下。现在的他，也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谢意了。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盘算着：36万元捐款，2013年12月那次住院，花了7600元；2014年1月北京看病，花了9万多；此前在保定市第二医院两天花了1.9万元；去年3月妻子住院，花了1.1万元。北京装假肢加上食宿11万元。现在每个月的药物花费接近2000元，90%不能在新农合里报销；身体检查费用1000元。掐着指头算来算去，36万元捐款就剩下七八万了。
这些数字让这个“天塌下来当被盖”的“锯腿硬汉”变得皱眉凝思、多愁善感起来。
如今，这个家庭仅有的生活来源就是他20岁的女儿在外地打工每月1800元的工资。女儿每个月能寄千儿八百回来，郑艳良觉得“小女孩真不容易。”
家里的4亩农田，如今只能种一季玉米，因为没有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每年秋收之后地就荒上半年。所以，在这个家里，只有秋收，没有麦收。家里30多年的老房子已经漏水，房顶上铺了塑料布。去年的雨季，郑艳良一家都没在这里住，今年他准备收拾一下，“至少不能让雨水滴到脸上吧。”
2014年春节在北京治疗期间，郑艳良担心收到的捐款很快花光，曾恳请媒体“再帮帮忙”。但现在，郑艳良没再说这样的话，甚至有记者朋友掏出几百元给他，他也很坚决地拒绝了。
去年，乡上和村上的干部都曾对郑艳良说，准备申请一些经费，帮他家先把屋顶给修了。2014年7月，郑艳良在北京安装假肢期间，乡政府还给他去过电话，问他这房子修不修。郑艳良说修。不过，直到现在，乡上和村上都没有付诸实施。从北京回来后，郑艳良打电话给乡政府，问什么时候帮他修屋顶，对方让他再等等，好像是经费还没申请下来。
一位经常来郑艳良家的村民说：艳良这两年精神还好，就是这身体状况还是让人提心吊胆的，那个奇怪的血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复发，这太折磨人了。
2013年几百家媒体来到保定采访艳良，都说郑艳良的故事击中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软肋。但现在看来，医疗保障体系还是没什么改变。
“熬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
有时候，他盯着南屋房檐下那口瓮长久不语。那口瓮里，装着他当初锯下来的右腿。“什么时候这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残废的身体和那截腿骨就一起火化或者一起埋了。”
他说，还是要感谢政府，给他家办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129元钱。去年年底，县残联送来了500元慰问金、10斤饺子粉、1壶油。
“还是艰难，但就这样熬着吧，熬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比起2012年自己锯腿的那个时候，现在算是好得太多太多了。”他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有时候，他盯着南屋房檐下那口瓮长久不语。那口瓮里，装着他当初锯下来的右腿。“什么时候这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残废的身体和那截腿骨就一起火化或者一起埋了。”
3月11日，郑艳良再次前往医院继续前一天没有完成的检查。朋友有事无法帮他，他只好花120元雇了辆面包车。
彩超检查表明，他的右腿动脉又有较严重的血栓堵塞。医生认为，此前服用的药物可能失去效用了，需要换药。观察一个星期后，再决定是否再重返北京治疗。
检查出来，在医院门口，轮椅上的郑艳良掏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久久不说话，烟掉在地上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