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十八大”闭幕已经两年零一个月了，在这七百五十多天里，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倾心动魄的事情，对于真切关心中国发展之命运的人士及最广大的基层民众来说，最为关切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新一届领导集团发起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到底演进到怎样的程度，改革何时才能渡过难关，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真正的“常态化”；二是这一轮反腐败及改革，给广大民众到底能带来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1、“市场化价值取向”的成功了吗？

　　我最近听到一些人有这样的议论：新一届政府力推的“市场化”价值取向的改革实际上失败了，至少是改革的策略不对头。我不以为然。我的看法是：自李克强主理政府事务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前所未有的有针对性和有力度，之所以不少人对改革的收效有“质疑”，其实不在于改革决策有误，而在于改革决策无法得到落实：主要是体制内自上乡下缺乏落实的机制和动力。

　　现在定论“失败”为时尚早，相当一些人士认为“市场化改革失败了”，多少有些情绪化因素。其实，当下改革的焦点不应该放在出台怎样的政策，而应当放在：如何通过深层体制改革，形成与“市场化价值”取向一致的政府运行机制上来。如果按照有些人看法，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失败了，那是不是要重回到权力主导一切的旧体制制度形态去呢？蚕蛹没有蝉变为蝴蝶，总不能退化到爬虫时代去吧！因此，我不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失败，而是改革的条件要完善，策略要调整。单纯印发文件、开会传达、书面汇报的传统工作方式，不可能把改革砸到实处。

　　2、现阶段经济发展局势是否很糟糕？

　　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局势日趋陷入危机状态，其主要理由有六：一是经济改革没有实质进展，经济结构尚在调整过程中，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产能过剩与投资不足的矛盾仍然很严重；二是各项经济指标一直不给力，目前又面临通缩压力；三是资本市场“冰火交融”，各路资本不愿进入实体经济；四是各个领域消费仍然低迷，对宏观经济拉动不明显；五是国有大型企业越来越缺乏海内外竞争力，而且隐形坏账严重，又承载着巨大的国民经济安全及就业压力；六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体制环境和资本环境严重“缺氧”，正在透支元气，而且不少民营企业家纷纷在海外留后路，等等。

　　这些判断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否构成经济趋势很糟糕的判定依据呢？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经济局势不是很糟糕，而是很无奈；经济改革不是没有实质进展，而是巨大的投入和努力换来的成效不明显。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早已经深陷结构性困局，经济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几十年积存的夹生饭，冰冻三十，非一晨光芒所能化解，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需要持久强大的改革能量才能消解，这与各阶层人士急切看到明显收效的心态有较大反差。

　　对此，我个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经济正在从最糟糕的状态走出来，只是受诸多有形无形矛盾、主观客观因素的牵制，步履缓慢而已。

有四个好的看点值得关注：一是高耗能的、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的、对GDP贡献曾经很大的“坏的”经济增长比重在逐渐下降，而好的经济增长比重在逐步加大，今年前3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这至少是一个好的信号；二是富裕阶层的盈利机会和暴力空间在减少，依赖公款消费和裙带关系发财的路径越来越窄，而建立在自主消费和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发展机会在逐渐增多，社会底层劳动力的价格在增长；三是全社会日用消费品供应充足，不同阶层的民众可以自由选则适合各自消费偏好和消费水准的日用品；四是国民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今后2-3年内GDP稳定在7%左右不成问题。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历史大轮回和全球化规律，决定了中国经济自身有其不可估量的增长能量和潜力，执政阶层要珍惜这种机会，加大经济及体制改革力度。浪费机遇，就是愧对子孙。

　　3、反腐败成效有多大？

　　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主政国家治理大权以来，这一轮反腐风暴最强劲、最有力度，也大获民心。但最近有不少人士质疑：单靠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的高压反腐，到底还能“坚守”多久？反腐败本身造成的巨大的有形和无形代价，还要支付多少？一句话：人为管控的反腐败何时顺利过渡到制度化、常态化的反腐防腐机制。对此，我的看法是：反腐败应当与深化体制改革和强化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反腐败开道，改革和法治建设应当跟进。

　　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长驱直入、滚滚向前，而改革和法治建设明显滞后，由此导致反腐败越来越陷入“乏力和困惑”的状态。眼下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面对长期以来因为制度缺憾而造成的大面积的腐败，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反腐策略？如果拉长战线穷挖不舍，不仅短时期内无法恢复体制内公职人员正常工作的“精气神”，甚至会“毁掉”一两代党员干部。总之，反腐败应当有一个应对当前的变局的稳健的“短线”策略。反腐败的重任应当适当分减给媒体一些分量，真心实意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效，若总害怕新闻媒体“跑偏”，那反腐败最终会演变为“喊腐败”。

　　4、各级领导干部为何“不作为”？

　　现在上上下下有这样一个“共识”：体制内各级领导干部普遍“不作为”。这种不作为表现在：从部委到乡镇，绝大多数人是一种“不愿作为”、“不敢作为”和“不会作为”的心态，主要心思不在工作上。“不愿作为”是因为有后顾之忧，“不敢作为”是不愿当“出头鸟”，“不会作为”是面对各级下达的“政策文件”因缺乏实操细则而“一头雾水”。

　　一位在区县工作的副处级别的领导亲口对我说：“我一年给群众及各方面朋友办过的事情确实不少，人家‘偷放’和‘强塞’给的好处费，也有上百万元，我做事一直谨慎，不是设法退回就是单位财务入账，就这也难保没有犯错的时候，总担心谁会捅出点事情来；我算是清廉的干部，上上下下说不出我有什么毛病，但是其他干部我实在无法打保票，你说说谁有心思工作呢？单位只要有一个人显露腐败原形被拔出，大家都人心慌慌。”

　　其实，这种情形比比皆是。干部“不作为”，根本还在于现行干部任用及管理机制有问题。在我看来，要解决干部“不作为”的问题，需要两招：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层议事决策要民主透明，重大事项决策及干部聘任，首先实行“决策圈”范围一人一票的“票决”民主机制，这不但没有政治风险，而且可以把各级“一把手”的权力运行置于阳光化；二是“坐实”各级人大的同级监督权、并充实各级政协及民主党派的同级参政议政权。此举的好处在于，虽然现有国家机器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至少把它用到位。

一人担当不如全民担当，点线承载不如面上承载，一个支点不如三个支点。在目前情形下，一方面应当鼓励“自觉没有腐败问题”的干部以公开民主的方式晋级到核心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民主化公开化的策略从基层优选大批年轻干部到要害岗位。

　　5、股市巨震背后的猫腻

　　很多朋友问我为最近不开口说股市，我没有回应。主要原因是股市背后的“鬼脸”太多、太阴险，不愿散户受伤害。我一贯认为，中国股市从诞生那一天就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长大后，要“教化”好他很难。现在，政府“证监会[微博]”手里有根铁链子都“吼不住”，如果全部放开就更成问题。

　　就最近的疯狂上涨和巨幅震荡的A股而言，我有四点看法：一是长期经济向好的趋势毋容置疑，但远不足以支撑疯狂上涨，此轮大涨基本上偏离经济基本面，或者与当前及明年经济走势干系不大；二是此轮短期巨大上涨是政策、政府及股民预期、股指曲线与投机心态引起了少有的“共振”；三是习惯于权力寻租和关系寻租的“久违”的投机资本，终于有了一把“放肆博弈”的机会，吹着“大轮回”的号、扛着改革的旗、唱着胡言论语的调，疯狂投机炒作；四是很多券商需要靓丽的年底业绩；五是海内外资本加入投机大潮。在这种背景下，股市赚钱效应明显。机构做局炒作赚大钱、少数散户搭顺车发大财、多数散户干赚吆喝；最最值得警惕的是：做局者变脸出逃和散户盲目追高。

　　6、中央及地方财政压力有多大？

　　毫无意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中央财政一方面收入增速乏力，另一方面有效投入项目不足，只能往产业链延伸效应较低的基础建设领域“泼水”；地方政府的日子更是“提起裤子摸不着腰”，很多地方负债累累，特别是“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难度加大，与上年同期相比，今年1至10月中央投资项目增速提高了2.3个百分点，而地方投资项目增速下降了4.6个百分点。”

　　这表明，地方财政的压力降越来越大，明后两年内，很多市县可能陷入财政危机，如果盲目赋予地方政府独立发债权，可以缓解眼前危机，减轻中央压力，但会为将来预埋更大祸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界限，让地方政府独立担当重任及责任，使地方党政官员由“面朝上”变为“面向下”；二是把地方财政“人头费”与面向基层和服务基层的工作密切挂钩，使地方工作重心下移。

　　7、2015年经济趋势及特征

　　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总的基调是：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均衡，国际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对经济影响力继续加大，欧美日经济差异性加大；欧洲经济依然不热不冷，老牛拉破车；美国经济不确定明显加剧，特别资本市场震动加剧；总体看，受中国经济改革及结构调整、美国可能出现的资本市场震动、乌克兰危机及埃博拉疫情影响，2015-2016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

　　就中国经济走势而言，2015年有九个值得关注的看点：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程度及成果，直接影响经济运行品质及效率，中央确定的“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在防范危机的前提下，不应太过保守，否则会延误时机，使改革的代价更大；

　　二是中央经济体两级分化严重，地方经济增长困局暂时难有明显缓解；

　　三是国家对于铁路及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及改善公民生存发展环境等领域的公共投资，会持续加力；

四是外贸出口会有缓慢均衡增长；

　　五是IT业及互联网经济创新步伐及国际化步伐加快，而传统行业竞争会更加残酷；

　　六是实体经济投资仍显不足，资本市场震荡风险加剧，特别是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对银行业的“拖累”效应会日趋明显；

　　七是积极财政政策会逐渐加力，且灵活性增强；

　　八是居民消费增长依然乏力，通货紧缩阴影显现；

　　九是资源市场化配置力度会适度加强，但力度不大，政府管控核心经资源配置权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观。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