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警方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的荒唐较量,虽因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而进入公众视野,实则已持续数年。
由浙江农民余思高创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经4年发展,组织成员数百人,遍布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他们不仅敢于去监狱提犯人,而且敢在银行存假币、坐火车不给钱、骑摩托车不带证。
而湖南农民吴廷标,赴岳阳监狱并非只是其“一时糊涂”,而是其一贯逻辑的延伸,他不仅为组织发展新成员,还按月收取费用,供养给上级。
在警方彻底将这个荒诞组织铲除之前,一批一批的新成员将加入其间,成为下一个“吴廷标事件”的伏笔。
本报首席记者 曾鸣 发自湖南保靖县
5月17日下午4点35分,岳阳监狱三监区监区长杨海波在值班,一高一矮两名男子来到面前,问“杨海波是哪位?请让他快来见我们!”
得知眼前的人就是杨海波,高个男子拿出四份文件—《关于请求将林国昌保外就医回家赡养慈母体弱多病的申请报告》及国家领导人的回复,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我们是专门来提你单位罪犯林国昌保外就医回家的,这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回复,请立即将林国昌交给我们带走!”高个男子极其强硬。
杨海波糊涂了,保外就医和“环境保护法”有什么关系。
杨海波试着去解开疑团,随后他发现了一则冒充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行骗的奇异故事。
而记者调查发现,利用该身份行骗的故事,已发生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每则故事都有着光怪陆离的荒诞色彩。
“联合国官员”提人记
“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随便透露身份信息。”当杨海波要求查看证件时,“联合国官员”显得极为气恼
杨海波事后回忆,当时他就心生疑惑—保外就医只与犯人本身的健康状况有关,“慈母体弱多病”无论如何都不是保外就医的理由?既然来头这么大,为何监狱没接到上级通知?
“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随便透露身份信息。”当杨海波要求查看证件时,高个男子显得极为气恼。
“没证件我怎么相信你们?”杨海波说。
高个男子不情愿地掏出两个证件,《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姓名均为“吴廷标”,职位分别是“办事员”和“专员”。
17点13分,多名监狱官员、武警赶到现场,双方展开一场争论—
“最起码的到这里来提人的程序你们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提什么人?”
“我上面叫我们来的。”
“你上面是谁?”
吴廷标所谓的“上面”指的“中南海”。争论期间,吴廷标号称自己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自始至终,矮个男子沉默寡言,表情局促不安。吴廷标则语气强硬,对于自己身份遭到怀疑,数次恼怒地拍了桌子。他还出示了自己和邓小平、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但PS痕迹明显。
“到时候我们的人下来就要带走你、找你麻烦,你知不知道?”吴廷标环顾一圈,指着拍照摄像的工作人员厉声责问。
盯了杨海波一会后,吴廷标将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目光撇向别处,叹息道,“太蠢了。”
19点15分,吴廷标及其同伴被警察带走。这场持续了三个小时的提人闹剧画上句号。
经查,吴廷标与联合国毫无关系,他与矮个同伴林术祥系湖南省花垣县的两名农民。4年前,林术祥的堂弟林国昌因非法集资获刑15年。今年4月,林术祥见林国昌的母亲年老,动了“把林国昌从监狱捞出来”的念头,他找到吴廷标,遂上演那幕闹剧。
吴林二人最终因“招摇撞骗”分别被治安拘留10天、6天。
不只是农民
吴廷标66岁,当过兵,做过体育教师和大学保安,最为漫长的一份职业是为当地的铅锌矿场做了20年的看守人员
吴廷标毫不起眼的人生在2013年3月发生转折,成为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和“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络办公室”的“办事员”和“专员”。较之他之前大半生的履历,这是两份“显赫”的头衔。
5月22日,记者在岳阳市君山区看守所见到吴廷标,问他“联合国”相关证件是怎么办理的。他说,去年在重庆街上走着,突然有人塞在了他手中,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
记者问,证件上有你寸照,明显是在端坐情况下拍摄的,它从何而来?吴廷标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我也不知道啊。”
对于提人时所持的相关文件,如有国家领导人签名的回复,吴廷标一开始坚称是真的, “是国家的一个政府部门,但部门名称我要保密。”
此后,吴廷标翻供,称文件是4月24日至26日间,自己在重庆一家“记不清地址”的打字店里,打印了提人所需的各种文件。
5月22日,君山区警方当着记者的面打开吴廷标挎包,里面除了账单,还有许多寸照与身份证复印件。
记者看到,账单写满了各种名字和金额,内容由“办证费”和“生活费”两部分构成,如:
“交办手续费名单:2013年农历10月初六杨秀春4000元(相片、身份证),2014年正月二十一日杨三妹交办证费5900元(相片、身份证)。”
“2013年9月28日交费名单:杨秀春交200元,杨胜坤交100元,屈代华交100元,杨胜坤交300元……”
吴廷标辩称,这是“替人办洗矿证”的钱。这显然又是一句谎言,据办证人身份证信息显示,他们中许多都是年届七八十岁的老人,不符合洗矿工的年龄;且一个洗矿证不可能高达6000元,更无须按月交费。
两个证件6000元
买证者承认,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吴廷标那儿办《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两个证
5月26日,记者按照杨三妹身份证上的信息,在保靖县毛沟镇永和村找到这位64岁的老人。毛沟镇离吴廷标所居住的花垣县团结镇很近,相距十多分钟车程,且同在团结镇赶集。
杨三妹寡居在家,同镇的儿媳和她几乎不来往。她的庭院里堆满废纸板和编织袋。她靠捡垃圾维生,每个月收入百余元。按当地说法,她办证所花的5900元,几乎是这位老人的“棺材本”。
杨三妹承认自己认识吴廷标,但谈及“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办证费用时,便缄口不语。
嗣后,记者联系上杨秀春的母亲。他母亲一听说是记者,便称儿子的电话号码已经更换,随即挂掉电话。
记者走访数位吴廷标名单上的人员,他们大多对吴廷标其人赞不绝口,但一谈及“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便都守口如瓶。记者发现,办证者多是些乡镇老人,且绝大部分为独居者。
5月30日,记者联系上两名愿意作证的成员。
吴启学是重庆市秀山县里仁乡的一名养殖场退休职工,他向记者承认,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吴廷标那儿办《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两个证。
吴启学回忆,吴廷标常去秀山县的玉宝寺(音)拜菩萨,两人因此认识,当时一同办证的还有另外四名村民。里仁乡位于重庆东部,与湖南湘西州接壤,相距花垣县不到两小时车程。
吴大才是吴启学的乡邻,他告诉记者,吴廷标向他们兜售这个证件时神神秘秘,所说不多,但强调有了这个证,“就可以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他们。”
吴启学表示,他和一同办证的五人只交了一次性的费用,而湘西地区的组织成员还需要按月逐级向组织缴纳会费。
记者查阅吴廷标所持账单的翻拍照片,上面记录着,“2013年8月份交给师傅3000元,9月交师傅2700元。”
特权、宝藏的蛊惑
如吴廷标兜售证件时所说,“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记者调查发现,确有很多人持维和部队官员身份,进行各种可笑的行骗
张新则是另一个以身试法的例子。
2012年9月9日,重庆开往昆明的k167次列车停靠在遵义站时,51岁土家族男子张新上车,向列车长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大校军官证”,称自己正在访问民情,要求列车长为其安排座位。乘警长闻讯赶来,二人互敬军礼,张新被带到餐车休息。在之后的谈话中,张新因讲不清楚维和部队的工作职责,被警方识破并抓获。
除了有人利用维和部队证件寻求“特权庇护”,还有人用其来寻宝寻财富。
2009年7月22日,河北籍男子刘乐星与两名同伙来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一家银行,声称要存入500万美元。银行工作人员将其迎入贵宾区,刘出示了五张一百万面额的“美钞”。
该钞票不仅面额巨大,尺寸也较一般美元大出许多,且为塑料材质。工作人员表示,“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值的美钞,需要找一台专业的仪器检测”,稳住三人后,报警将其抓获。
面对警察,刘乐星掏出自己“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先锋官”的证件,表示手中的五百万美元,是从别人手中购来,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的‘宝藏"。无论警方怎么说,刘乐星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
更有甚者,为了这个谎言家破人亡—
2013年5月28日,安徽阜阳籍64岁男子马文海因骑摩托车未佩戴头盔被交警拦下。马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执行官工作证”,声称自己正在解冻民族资产,要求公安配合自己所从事的“绝密活动”,予以放行。
警方将马带至派出所,才知道马曾任阜南县某镇副镇长职务,因忙于民族资产解冻事务被辞退,妻子怒而和其离婚。警方提醒其已身陷骗局,但马仍自信表示,最多到2013年10月,资产解冻就能完成,届时他就能获得高达5000万美元的中介费。最终,警方只能将其解冻民族资产的伪造文件全部予以没收,并罚款550元。
而49岁河南籍于某,利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办事员”的身份,四处劝人投资“世界民营银行”,敛财数万元,后于2012年4月25日在合肥火车站行骗时因形迹可疑被民警盘查,后因“诈骗罪”被抓捕。
打不垮的总司令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进入公众视野,实则警方与该机构的较量已持续数年,并于2010年抓获该机构的创始人余思高。
余思高是浙江农民,他向警方承认,2009年,他到遵义市,创立“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等一系列虚假机构。
2010年7月,遵义市警方第一次盯上余思高。在接到群众举报后,警方将余抓获。
“余思高自封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对外自称李德胜(毛泽东曾用名)转世。到公安局,我给他做笔录,他仍坚持自己是毛泽东。他还有一个玉玺,一个御枕。”6月2日,该案办案民警杨玲秋向记者聊起余思高时,仍对余的荒诞难以忘怀,还因对不能将其绳之以法而倍感遗憾。
“我们明知他是诈骗,但拿他没办法。诈骗罪必须要有受害人,但没有人报案。”杨玲秋说。
警方办案材料显示,其时,余思高的组织已经堪称星火燎原,成员多达数百人,遍布云南、重庆、广东、北京、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市)。余思高向他们发放“中国联合国总部先锋官”、“执法官”、“执行官”、“公务员”等工作证。甚至案发时,每天还有络绎不绝的信徒来到余思高的住处要求加入。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最为铁杆的,是余思高的数名贴身保镖,他们自称是林彪、邓颖超等人转世,对余思高谎称的身份坚信不疑,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最让杨玲秋无语的是,警方将余思高带走时,有受骗群众将杨玲秋拉到一边,悄悄说,“你见过联合国的主席没有?他就是。”
警方当场查获了余思高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令”、“中国联合国总部”等印章12枚,伪造的证明文件87份。但这些证据仍然不足以让余思高获罪。
“他私刻了很多章,比如国务院的,联合国的,我们明知是假的,但要办案的话,要权威机构出示一个正牌的印章来进行比对。我们难道去找国务院,找联合国吗?”最后,警方找到遵义军分区,在中央军委下达的文件里找到了一个可堪比对的印章,以“私刻公章”为由将余治安拘留十五天。
杨玲秋最后一次见到余思高是在2012年,汇川区的茅草铺派出所接到报案,称余思高又在某打字复印店打印联合国的工作证。杨玲秋现场警告余,“如果我在辖区再发现你一次,我送你去劳动教养。”
此后,余思高搬到遵义市的红花岗区居住。2013年,警方接到群众报案再次对余思高进行调查。忠庄派出所副所长杨安强告诉记者,这一次因为证据不足,连拘留的处罚都没有,只能没收其虚假印章证件。
行骗者还是受骗者?
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他说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与遵义市警方拿余思高没辙类似,岳阳市警方拿吴廷标也没有办法。
君山区办案民警李细红对吴廷标的不老实大为恼火,他告诉记者,林术祥可按期释放,但对吴廷标,警方一定会想法延期羁押,把事情查到水落石出。
按刑法,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两千至四千元以上,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按照刑律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警方找不到报案人,5月28日,吴廷标如期被释放。
吴廷标的家在湘西州花垣县团结镇中寨村。
即使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当地,吴廷标家的贫穷也很惹人注目—一栋四面透风的木屋,整体向西北倾斜15度,摇摇欲坠。屋内昏暗、一片狼藉,四处堆满破旧的衣物,在梅雨季节泛起阵阵霉味。
据当地村民描述,吴廷标不喜劳作;吴妻田翠平则表示,吴在家里行为粗暴,一副领导做派,两口子常常争吵甚至打架。但不管在花垣县警方的记录里,还是村民的口中,吴廷标都未有过行骗乡邻的案底。
由于吴廷标显而易见的贫困和毫无章法的行骗风格,其在媒体报道中,更多被描述成一个“误入歧途”、“一时糊涂”的可笑农民。
纵观吴廷标与余思高所发展的成员,他们有以下特征—中老年人、低学历、乡镇居民。这些人群,在现实中一无所有,是权力与金钱的稀缺与渴求者;在余思高描摹的世界中,他们却又轻易地“无所不能”。
警官杨玲秋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余思高谎言的核心之一,是“中共成立时,9名元老在遵义留有一笔巨额资产,如果找齐转世的另外8个人,就可以找到并解冻这笔巨额的民族资产”。虽然这个类似“七龙珠”的故事荒诞不经,但相信者不在少数。
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按照武志红的理论,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而另一个让警方困惑的问题是,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这个组织里,吴廷标他们究竟是受骗者;还是行骗者?
余思高还创立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官网”(www.aaa13888.com)。经记者查证,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域名,而是挂靠在南京的一家公司名下。
这个网站至今仍能打开。打开留言板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网站明显是骗人的,求教,他们的目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