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兴公司以民族大义为重,通过停产、炸港、沉船阻挡日寇进犯,即使梦断中兴,也“绝不资敌”,“绝不与日本人合作!”这种惊天壮举成为中兴公司历史上最闪光、最悲壮的一页……
1929年初,中兴公司聘请德国采矿专家克礼柯为总矿师。克礼柯上任后,调整优化矿井布局,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引进德国的先进设备,使煤炭产量成倍增加。1933年,第三大井建成投产,公司如虎添翼,煤炭日产量达到7000多吨。为了缓解运销压力,拓宽销售门路,开辟国际市场,中兴公司采取了三大举措:
一是投巨资兴建连云港码头。该港1933年7月动工兴建,1936年1月竣工。港内建有东西两座码头,航道长5公里,疏浚水深5~6米,可停靠4000吨级轮船6艘,每小时可装运煤600吨。港内还建有500KVA交流发电机1台,灯塔两处,其他设施如车站、停车场、货栈、装卸设备等一应俱全,成为当时国内一流的大型运煤码头。
中心公司投资兴建的连云港运煤码头
二是修通了台儿庄至陇海线赵墩车站的铁路支线。连云港煤码头建成后,中兴公司又出资100万元,于1933年12月动工修建了台儿庄向南延至陇海线赵墩车站31公里的铁路支线。1935年3月与陇海铁路接轨通车,使中兴运煤比原来绕道徐州再入陇海线缩短行程100公里,节省时间1/3。
三是大力发展航运业务。1933年,中兴公司投资150万购买了轮船7艘、拖轮铁驳9艘,成立了中兴轮船公司。为了扩大航运规模,1937年7月通过发行股票,改组成立了中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轮船公司设在上海派克路6号,第一任董事长是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鼎盛时有货轮9艘,拖轮3艘,小火轮1艘,加上驳船共19艘,载荷达4万余吨,是全国著名的轮船公司。其中,“中兴三号”轮船是公司远洋船队中较大的一艘,这艘客货两用船总吨位6000吨,可载重3300吨,载客850人,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巨轮”。
中兴轮船公司“中兴三号”轮船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给生产、运输蒸蒸日上的中兴公司带来灭顶之灾。为躲避战乱、保家卫国、抵御日寇,在1938年3月18日枣庄沦陷之前,中兴公司就将枣庄矿区的各种主要设备拆除,或转移掩埋或西迁武汉,遣散全部外工和1200多名职员,全矿停产,中兴公司办事机构迁往武汉。日军占领中兴煤矿后,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软硬兼施,拉拢中兴公司与其“合作”。1938年4月29日,中兴公司董事会在汉口召开,作出决议“一致主张坚决反抗,决不与日伪合作” !
5月,在东海和黄海待命的日本海军舰艇,准备占领连云港,然后计划攻下徐州。中兴公司总部下令,撤出在上海和连云港的办事处,同意英军征用正在海外行驶的四艘轮船,并责令连云港分厂经理浦禹峤抢先一步炸毁炸毁码头、装煤机等机械设施,把停靠在连云港的“中兴号”、“大宝号”、“盖荪号”三艘轮船炸沉封港,堵住航道入口,以阻止日军舰进港!
中兴公司上海港(中兴)码头 中兴公司武汉运煤码头
南京沦陷后,为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进,按照南京政府的部署,中兴轮船公司(1937年建立,原为中兴煤矿公司船舶部)把多艘轮船炸沉于长江航道。这一系列壮举致使中兴煤矿公司多年辛苦建设经营的连云港和轮船公司毁于一旦,但是中兴公司宁可沉船江海,也要阻止日寇进犯;宁可停工停产受损失,也绝不与日寇合作的爱国壮举震惊全国,激发了社会各界的抗日热情,《大公报》等新闻媒体高度赞扬中兴公司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
1938年5月18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实业部函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要查询中兴公司状况,要求填表登记,中兴公司均未予与答复。
1938年6月25日,伪实业部向中兴公司董事会发出通告:拟将该矿本中日经济合作之原则改组合办。要求中兴公司派负责人来京接洽。中兴公司接到通告后,“仍依原定方针决不与日伪组织有所交涉,亦不与日伪组织通函,始终置之不理”。
抗战胜利后,中兴轮船公司多方筹集资金,陆续向美国购得海轮7艘,恢复了正常经营。1948年,国民党当局强行征用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上海的海轮,向台湾基隆港撤退运兵。中兴轮船公司经理黎绍基亲自赴台湾与国民党交涉。以轮船维修为名,设法让一部分船只驶离台湾,停泊在香港。新中国成立后,黎绍基为董事兼总经理,组成中兴公司新的董事机构。让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香港的轮船驶回大陆。这一义举,对后来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49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曾任中兴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朱启钤和黎绍基,详细询问了中兴煤矿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的情况后说:“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的。”
参考馆内文献:
《百年追梦》、《百年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