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煤矿公司，地处山东南部峄县的枣庄镇，其前身是 “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最初为中德合资兴办，1908年，收回矿权、路权运动席卷全国，中兴煤矿公司赎回全部股份，注销“华德”字样，成为名符其实的民族企业。

民国时期，中兴煤矿公司通过修铁路、办电厂、建港口、修码头，开创了一条以煤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道路，到民国中期，中兴煤矿公司已成为与开滦煤矿、抚顺煤矿齐名的全国三大煤矿之一，是当时中国的十大企业之一，众多军阀、政客等风云人物也成为了中兴煤矿公司的董事或股东，其中就包括两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两任民国总理周自齐和朱启钤。

蒋介石

然而，也恰恰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兴盛与辉煌，使中兴煤矿公司一次又一次地被各路军阀视为取之不尽的“钱袋子”，人人皆欲染指，1927年7月，蒋介石的北伐军第一次进驻枣庄时，同样也没有放过中兴煤矿公司。

1927年7月的一天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时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的朱启钤从睡梦中惊醒，驻矿经理胡希林在电话中焦急地向他汇报说，北伐军已经打败了山东军阀张宗昌，进驻枣庄，总司令蒋介石向中兴煤矿公司硬性摊派了100万元的“二五库券”，要求即刻交纳现金。听完胡希林的汇报，朱启钤陷入了愁思。

民国金库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北伐军从南向北，接连攻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北伐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原本就财政窘迫的广州国民政府因为战争雪上加霜。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以1926年2月为例，广州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600万元，而北伐开始后每月用于军费的开支竟然达到1300多万元，占国民总收入的81%，政府的每100元中就要拿出81元去打仗。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劵正面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一面要继续与新旧军阀争夺统治权，一面要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军费急剧飙升。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每月的军费开支，仅军饷一项就已经达到2900万元，每月其他军需物资、作战消耗开支至少还要再增加1000万元；而政府的财政税收每月只能筹得一千余万元，入不敷出，每天各路催要钱款的电报如同雪片般飞来。因此，刚刚在江浙地区站稳脚跟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发行了总数为3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来缓解财政困境，简称“二五库券”。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劵背面

“二五库券”是蒋介石承诺用2.5%的关税来做抵押的短期债券。“二五库券”实际上蒋介石强行征集军费的一种手段，承诺可以兑换，但事实上，十块钱也就能卖到六七块钱，根本就是一张废纸。

放下电话的朱启钤在屋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反复思量着眼前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很清楚，“二五库券”虽说可以转卖，但只能回收票面额的十分之七，这一事实人尽皆知，但摊派下来，不买的话肯定是要得罪蒋介石。此时的中兴公司早已今时不比往日，连年的军阀混战，严重影响了中兴公司的生产和销售。

中兴公司的运销路线主要依靠津浦铁路和运河水路，由于在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一带，战争频繁，津浦线上的车辆和运河船只主要用来运送军用物资，中兴煤炭的运销基本陷于停顿状态，除了给津浦铁路提供廉价煤以外，其他地方出售寥寥无几。几年下来，中兴公司已经债台高筑，积债500多万元，该拿什么来购买这笔“二五库券”呢？

张宗昌

朱启钤转念又一想，尽管“二五库券”要耗资百万，但蒋介石的北伐军打败了人称“混世魔王”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张宗昌盘踞山东的这几年，多次对中兴公司敲诈勒索，更是曾在1925年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结土匪，缴去矿警队枪支，中兴煤矿公司向张宗昌交纳了46万元的“矿税”才算罢休。

加上临城、枣庄一带的土匪猖獗，经常前来袭扰。如果从此就能迎来青天白日的北伐军，天下太平，工农安业，不再被张宗昌之流巧取豪夺，何不忍痛认购，将这笔“二五库券”当成是蒋介石的保护费？

1927年7月，经董事会同意，中兴煤矿公司以公司资产作抵押，认购“二五库券”100万元。7月21日，蒋介石大笔一挥亲笔批示：“据称该公司历受军阀骚扰，濒于破产，自愿认购库券一百万补助军需，请求保护等情，具见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分电前敌各军予以保护，并分函财、交两部查照办理，以维实业”。

孙传芳

这一纸保护令“言辞动听”，让中兴公司的董事和股东们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然而，事与愿违，保护令墨迹未干，仅仅四天以后，即1927年7月25日，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组成的直鲁联军卷土重来，攻下徐州，兵临枣庄，蒋介石多次组织反攻都被孙传芳打败，只得在7月底撤军南下，枣庄再次落入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