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美经济战为鉴 中国不惧外部挑战
二战以来，当一个国家经济总量逼近美国的60%时，美国的焦虑就出现了，双方的合作就会遇到困境，美国会将昔日的小伙伴视为潜在的重大竞争对手。比如说曾经的日美贸易冲突。
日美经济战最酣的时候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是如果拉长一些历史的视角，就会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日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是那么和谐了。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依然认为日本占了美国的便宜，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对日本经济战根深蒂固的理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日美之间，日本无疑是相对衰落了，同样，日本也是与美国进行经济战最成熟的对手，原因无他，教训是惨痛的。日本学界对日美经济战的反思也是最深刻的，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还没有远去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说起日美经济战，为人津津乐道的是1985年9月22日签订的“广场协议”，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开始绞杀日本。但是日本记者船桥洋一在《管理美元》一书中认为：“‘广场行动’的真正考验在于，其将国内政策向更强大的国际合作倾斜的能力。当然，是否能够通过考验，是这个未尽故事的一部分。”日本并没有通过这样的考验，而围绕“广场协议”发生的故事就是日本经济逐渐凋零的故事，是“失去的10年”不断重复的故事。
对于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泡沫，《管理美元》的作者船桥洋一认为：“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在需求侧没有采取最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而且在支持供给侧方面也没有鼓励机构改革措施。‘广场协议’并不是问题之源。”船桥洋一的观点应该说是代表了日本主流的看法，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就认为，日本出口的增长并不代表经济有了起色，“‘改革改变了日本’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诓骗，日本经济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出口增长不是通过提高日本出口产业自身竞争力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扩大出口量和日元贬值来实现价格竞争力的提高”。
二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一个契机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大量的军需订货，而日本企业以及经济制度也恰好适应这样的需求。可以说，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是在美国经济霸权之下，除了对日本的援助以及军需订货之外，还有就是汇率制度的安排。美国经济学家道奇是占领当局的经济顾问，但他基本成为日本经济官僚的傀儡，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也被非常武断地定在了360比1。这一固定汇率为日本出口提供了稳定的汇率环境，固定汇率体系到了60年代末就难以为继了。原因就在于日本、欧洲等经济体已经崛起，与美国呈现鼎足之势。
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就发现了美元体制的悖论，为了维持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必须通过贸易赤字的方式向世界市场提供美元，但是长期的贸易赤字会影响到美元的信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1971年尼克松宣布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联系，同时美元进行贬值，这就是国际关系中的“尼克松冲击”。尼克松并不是经济专家，但是他是地缘战略家，而他不经意之间改变了国际货币的逻辑，一国的主权货币能不能扮演国际货币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将世界带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汇率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谈判的重要的议题，这也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原因。
到1973年，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尼克松冲击”改变了货币价格的预期(也就是汇率)，20世纪70年代频频爆发的石油危机，意味着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浮动汇率制度以及日本进入富裕时代，意味着日本金融体制需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很遗憾，金融体制的变革并没有发生。
20世纪80年代，日本凭借半导体和汽车产业成为备受关注和赞赏的工业国家。也正因如此，日美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半导体行业被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认为是国家战略产业，是“大国命脉”，半导体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一个国家的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就是0和1的关系，也就是有的话，就一定要做大做强，如果不能做大做强就会萎缩。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但是20年之后，日本已经失去了半导体行业的优势地位。石油冲击让高能耗汽车不再受欢迎，日本汽车在美国大行其道，尤其是丰田。特朗普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对日本的出口非常不满，30年后，特朗普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看起来是一种贸易的失衡，但却是日美经济结构的失衡。日美之间进行了多轮的磋商，包括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怎么解决贸易赤字的问题？美国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让日元升值，最后日美达成的协议是日元升值16.88%。日美之间汇率谈判的结果就是“广场协议”，日元短时间内急剧升值。“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给日本经济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日本企业开始产业转移，政府采取了低利息政策，前者带来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建设，后者则引发了经济泡沫。
20世纪80年代也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日本经济没有顺应时代潮流的转折，银行制度、产业结构、包括政治家的视野都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坚持野口悠纪雄所说的战时体制。日本经济学家榊原英姿认为，日本既未能顺利进入后现代化社会，也没能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现代化社会阵营。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整体似乎都还没有摆脱20世纪制造业的模式。1995年日本泡沫破灭，日美之间的差距拉大，怎么解释日本经济的逆转成为经济学难题。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因为资产价格暴跌，企业的负债超过了资产，虽然企业的经营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企业不再以盈利最大化，而是以“负债最小化”作为目标，带来的结果就是即便实行超低利率，企业也没有贷款的动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是个虚假命题。
日本GDP已经差不多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不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对手，广义上的日美经济战已经结束了。日美经济战并不是战争，而是经济制度、变革能力以及产业结构、金融体制等全方位的竞争，尤其是引领世界经济风潮的能力，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与美国经济的升级几乎是同时的。日本经济学家的反思主要是本国经济政策的失误或者政治家的偏狭，但是，不要忘记了，里根总统和中曾根首相会晤的时候，两人心照不宣的一条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安全都靠美国军队来保护。
30年后，几乎同样的人、同样的观念以及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只不过主角从日本换成了中国，这也是中美贸易战的时代背景。当然，中国并不是日本的翻版，而是一个高度复合型的对手，中美之间的竞争的广度、深度会远远超过日美经济战，而是一场考验耐力和智慧的持久战。
第一，中方的立场是鲜明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磋商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不能挑战“底线”、越过“红线”。日美经济谈判过程中，有人回忆说，作为日方谈判代表的大藏相宫泽喜一在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面前还是点头哈腰，谈判变成了日本执行美国的要求。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是结构性问题，关税战只是开始，未来的前景取决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能力。中美经济发展差距在缩小，中国和美国都是10万亿美元级别的巨型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史前所未有的现象。就像基辛格先生说的，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在日美经济战过程中，美国对于日本这一军事盟友毫无手软，这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政治强制。
第三，相比于日本，德国在应对美国经济战压力时表现要好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依靠欧洲一体化，尤其是货币合作形成了自己的金融实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立国模式已经到了临界点，从制造业出口大国向财产大国转型，金融变得越来越重要，日本的金融体系并没有顺应国家经济战略的转变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去年举办了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出口国家向进出口平衡国家转型，中国市场的扩大必然会带来人民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从贸易国家向金融国家转型已经开始。
第四，经济战的核心还是产业的竞争，尤其是全球化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日本半导体产业是日美经济战的牺牲品，用美国硅谷战略专家小理查德·埃尔克斯的话来说，半导体行业是一个退出之后就难以进入的行业。一个强国的经济体系就像生态系统一样，整体远超各部分之和。美国对华为进行封杀，核心还是要阻止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因为，产业是大国的命脉，美国意图阻断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但中国并不惧怕，也有能力应对。
经济战并不是阵地战，不是双方的厮杀，而是没有硝烟的博弈，就像中方一再强调的，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两国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稳定。
(作者：孙兴杰，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10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