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决策，并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乡村振兴”这一主题，使“三农”发展有了新的机遇。
然而，近年来农业形势相当复杂。一方面，经过20年农业产业化追求数量型增长造成一产化农业的过剩及占绝对比重的面源污染，中央针对性地提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基本要素因长期被外部市场定价而发生“资本替代劳动”导致的成本上推，再度造成20年前发生过的“地板高于天花板”现象——越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产品，其生产成本就越是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由此，在扩大农产品对外开放的压力下，农民很难获得市场化的收益。
农业长期深陷如此多重不利困境中，如何实现产业兴旺已经成为困扰各地对乡村振兴承担决策责任的一把手的难题。
本文认为，在按照中央要求坚决摒弃数量型粗放增长的同时，也要摒弃造成上述教训的粗放市场化，同时相应地提升把握现代市场运作机制的能力。只有根据国家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三农思想”让农民成为财产性增收主体，才能因地制宜深化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转向两型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的绿色生产方式，才能走出过去一产化农业不可能摆脱的困境。
一、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与新背景
“三农”问题本是工业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代产物，是内外条件发生变化并形成复杂矛盾的客观结果，因而也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直接体现。相对应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则是新时代中国向生态文明转型变革的需要，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时代意义
中国乡村因其独特的习俗文化、经济制度、生产生活形态、治理方式等，对于社会的存续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进而使得乡村振兴具有以下时代意义：
1.有利于化解经济危机
我们在既往的研究中提出：相对于风险集中于城市“资本池”而言，生态化的乡村社会客观上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作用，遂使国家得以借助“三农”为载体多次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也使得乡土中国支撑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60多年。
2.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然而仍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农户扩大再生产的生活成本包括养老等，主要由具有均田制性质的家庭承包地给予保障，同时乡村有着患难互助的礼俗文化，因而能够应对城市失业或经济萧条期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中国能够在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靠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崛起的内因。
3.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祖先耕作了五千年以上，创造了灿烂并可持续的农耕文明，主要是因为乡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保持与维系着人与自然的总体平衡。今天承载着大多数居民的乡村依然是整个中国社会存续发展的最后屏障，因而维护并优化生态环境需要乡村振兴。
（二）新背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一定要看到背景、条件跟过去不同，进而据此设计出新的政策与制度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新型大国崛起面临重重阻力
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战，中国融入全球经济链条之路因中美关系趋紧受阻，我们需积极应对这种局势，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联系，但风险和成本巨大。另一方面重塑内部有效的城乡产业循环。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乡村在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中的保障作用更加重要。
2.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
生态危机是当前人类遭遇的共同问题，中国因为人均资源量少的国情则更加严重。我国不仅“城市病”越来越普遍，而且乡村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也日益严重，因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等引发的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社会都需要遵从生态文明战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走向可持续的生态转型。因此，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改变已经不可持续的一产化农业发展方式。
3.三大资本过剩与政府债务加重
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普遍过剩。从县级银行普遍存差的现象看，金融资本在中国也开始过剩。过剩资本在寻找新的投资领域、追捧新题材。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经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进而导致资本价格和谈判地位双双下跌。
由于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短期性和集中性的“新三性”，必然会脱离实体产业流向虚拟经济部门追求短时间的流动获利。在中国国家管控金融资本的体制下，却大有可能被强调“财政金融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利用为乡村振兴追加投入。同时，也利于缓解其加速走向虚拟化的趋势。
然而，随着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保障上投资（包括拉动经济增长所扩大的投资）的加大，政府负债加重，能够有财政盈余的地方越来越少，因此继续靠财政投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捉襟见肘。
4.中产阶层崛起释放经济增长新动力
在理论界讨论中产阶级崛起十几年之后，中央在2017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中予以明确认可。文件指出“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根据中国社科院2016年10月的报告，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2017年《社会蓝皮书》则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37.4% 。
崛起的中产阶层有下乡需求。他们主要集中于城市，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精神压力等“大城市病”面前，乡村由于其生态文化多样性和亲自然特征，成为与城市互补的生活场域、投资空间，提供了与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乡村振兴对中产阶层或市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二、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产业兴旺需要产业创新
我们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自觉、积极地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毫无疑问，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便是推进并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小农村社内部百业共存本来就是乡土中国的基础，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体现与证明，因而需要以百业为题材去构思与设计产业兴旺的方针对策。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新认识、新思路与新举措，以此实现乡村的产业创新。
（一）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从产业业态上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已经不能就一产化农业来论产业，应该按照“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的理念思路，打破产业及价值与利益链接中的藩篱，推动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在乡村区域中的融合发展与一二三产业在企业（合作社）中的一体化存在。
这意味着不仅要拓展农业本身的产业领域，农业内部产业重组型融合，比如种植与养殖业相结合，而且要与工业、物流、电子商务、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以及旅游餐饮养生养老等多种服务业结合起来，增加与丰富乡村产业的多元化业态。扩展并利用现代绿色农业的多种价值与功能，提升农村经济综合协调的附加值。
总之，不仅县域经济中的农业要“接二连三”，工业企业也要前伸后延，服务业要发挥自身对农业的在地引领与对接作用，通过组织与制度的创新培育利益共同体，整合并优化配置乡村的资源资产。
为此，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人才技术上颁布优惠政策，放开进入限制，放活监管机制，正确积极高效地利用政府资源特别是要发挥好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动乡村的产业融合发展。
（二）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创意农业）
在乡村振兴承载生态文明转型的新时代，实现产业兴旺特别是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客观上就要求发展多功能农业，或者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点、创新点与基础都在于各地结合本地资源环境条件推动农业多功能的开发、多价值的实现。要充分展现其在政治、文化、教育、生态、社会、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功能，特别是在养生、养老、养病（或称康养、寿养、医养）等方面的价值。
要因地制宜贯彻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村经济多元化业态调整，就要重视现实各种资源的多元化价值，具体包括对乡村中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生态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开展多元化的社会活动，征集或丰富乡村创意题材，发展创意农业，发挥农业多方面的价值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满足中产阶级引领社会消费趋势带来的多方面需要。
这应该是各地贯彻农业供给侧改革、服务乡村振兴的统筹安排，为过去农业产业化中简单理解的二产化（加工业）与三产化（服务业）提供了新的转型路径与调整内容。
（三）发展社会化农业(城乡融合)
随着中央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摒弃GDP考核，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内涵也要求社会的单向度价值发生转变，即从产业资本化向社会生态化的转型。只有通过农业的社会化才能实现生态化。生态资源多样性与人文社会多样性的对立统一，是生态文明多样性内涵的本源。在不同气候带之下的浅表地理资源的显著差异性，本来就是人类漫长历史中以多元化农业和多样化社会为主的客观条件。
社会化农业是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提供、日常的经营管理、前提的规划设计、产品价值的实现应该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优势互补，弥补个体经营的局限性或不足，增强、优化农业发展的条件，拓展农业的潜力与功能，包括为农业生产提供更稳定的保障，共担农业发展的成本与风险，共享收益与价值。
社会化农业可概括为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活动包括其产业链的延长与附加值的扩展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在发展社会化农业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健全的制度设计、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需要市民下乡参与，共同推进生态文明时代社会化农业的发展。
社会化农业，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全面修复，也是构建城乡融合的共享经济的新领域，有利于形成多元社会群体互动的良性治理体系。
（四）发展“两型农业”（立体循环农业）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在这个对现代农业六大功能的归纳中，最高层次的是农业的文化传承功能。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比如应时、取宜、守则、和谐，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主要哲学内涵，维持中华民族繁衍至今。
然而，现实中的农业是工业化特别是化学化的农业，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规模大、品种单一，不利于保持生物多样性。同时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和化肥的滥用，成为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直接破坏了生态平衡。这种农业发展方式曾经被当做现代化典型，尽管其既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也不利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发展多功能农业的客观需要。
因而，要传承中华文明历史，就要促进农业的生态转型，发展中央要求在2020年实现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即两型农业，发展立体循环农业。不仅传承历史，还能保留、维护优美、清洁、干净与物种多样化的自然环境，满足人们对休闲养生农业的需要，进而确保乡村满足“四洗三慢”的要求，即在乡村中以新鲜空气洗肺、山溪清泉洗血、有机食物洗胃、乡土文化洗心，实现慢食、慢村、慢生活，使历史传承于幸福生活之中。
（五）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乡村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看似阻碍着乡村的改造发展特别是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但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这种家庭经营的形态能适应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要求。中国即使加快城市化，达到70%的城市化率，仍然有约4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总之，大国小农，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国情农情之一。
我国不可能通过消灭“三农”来解决“三农”。关键问题在于怎么将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农经济长期化”与重构集体经济，就是只能通过发展集体经济的办法引导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化。这也符合邓小平针对农业现代化问题提出的“两个飞跃”的理论。（1990年3月3日，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992年7月，邓小平重申：“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同时，乡村是以集体为基本单元进行资源配置、生产协作、社会交往与习俗活动的，自古以来都是集体在给成员提供着最后的社会保障。现在我国是以集体为基本单位拥有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承包权、维护或整合土地经营权，因而坚持并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巩固乡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乡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与福利保障，有利于打造或稳固乡村生活共同体。总之，在乡村振兴时代，唯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增强乡村自我建设与发展的能力，同时为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经济保障与对接的制度环境。
三、 产业兴旺需要制度创新
实际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何种产业，怎样实现产业兴旺，人们并不缺乏相关的思路与想法，甚至不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持。但是产业兴旺在现实中遭遇着一些瓶颈，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制度问题，这些瓶颈已经开始累积成制度性的束缚了。应该通过先行先试，创新制度，培育与创造实现产业兴旺的环境条件与动力机制，把实现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兴旺本身，作为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实现产业兴旺需要乡村开展继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四次制度革命。本文认为关键的制度创新有以下五项：
（一）制定新政策推动“市民下乡”参与乡村振兴
城市中产阶层群体崛起，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休闲旅游、文化品牌、安全与健康、生态环境、生活品质等具有以文化与安全为内在属性的消费品需求。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客观上恰恰都属于中产阶级的消费范畴，潜在的增值空间巨大。比如，过去不作为要素的空气、田园风光、风俗人情等被中产阶级视作精神产品、文化产品。除了一般性的旅游、休闲、养生等，中产阶级下乡居住和亲子教育、体验式教育、参与式教育、传统文化传承等结合。离开这些需求与条件，就谈不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也谈不上发展多功能现代农业与社会化农业。
因此，应该鼓励和引导城市居民以及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在乡村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参与合作社及中小企业创办，推进各种乡村与农业创意题材的创造、开发与经营，或在乡村长期居住、生活。如城市家庭租入农户土地经营权开辟家庭菜园；租入农户多余房屋或房间用于疗养度假或者开展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活动。
（二）深化“三变改革”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在长期去组织化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建是一个难题。农村集体资产，一方面所有权非常不清晰，大多数资产仅以资源的方式存在着。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经营管理和公平的利益分配。因而，很多地方通过借鉴贵州六盘水“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经验，推进本地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受益。但是现实中的“三变”改革还属于“一级市场”的制度创新，作用相对有限，有待向资本市场深化。本文认为，有三种方式与步骤可以重建集体经济：
1.与村社可持续生存相关的资源性资产，在确权时应该被明确为集体所有。比如山林、水塘、庙宇等，这些资源性资产和村社可持续发展相关，可称为生存性资源性资产。和生存有关的这些资源应该确权给集体，整个集体资产的产权边界是以村社的地缘边界为边界。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源性资产确权是促使资源形成集体经济资产的第一步。
2.资源内部化定价使之成为可交易的资产。首先，借鉴股市发行人制度在村内发育“一级市场”，由村级组织发动本村农户参与协商，通过内部化的原初定价，来实现村域内的资源变资产。其次，开放外部投资形成“二级市场”，也就是从内部化完成原初定价过渡到吸引外部投资人，促进要素再定价产生增值。即在这些村级集体资产形成过程中，完成原初定价的资源要素如何通过集体组织提高农民的对外谈判地位、吸纳外部投资人进入乡村资产交易的“二级市场”，实现乡村资产要素再定价或称要素重新定价。最后，村集体建章立制只做资产管理和收益分配——集体一般不搞经营，而是把完成定价的资产入股到综合性合作社或村内私人企业，集体负责改善经营环境。
3.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界，请上级政府把各类下达资金捆绑用作乡村组织创新的“杠杆”，作为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启动股本金，使集体经济组织坐拥成规模的资金，成为吸纳农户资源配比入股的做市商。在有条件的地方，此做法应该是第一步。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不仅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而且完成了资产的定价直至交易与投资，保证了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而在对接市民下乡与城乡融合的过程中保障集体与村民的利益。
（三）培养重用“一懂两爱”人才
笔者在调研与实践中发现，人才不足特别是“一懂两爱”人才的缺乏是最终制约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兴旺的关键问题。为此，应培养重用“一懂两爱”人才。
1.教育要回归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国家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特别是农林院校的支持，限制规模化特别是产业化的教育发展，保证教育是教书育人的神圣事业而不是某些人借机盈利发财的商业活动，同时要保证教育是培养德智美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制造人力资源特别是商业机器的工具，保证教育特别是农林院校能够给乡村输出合格的“一懂两爱”人才。
2.改革完善大学生村官乃至基层公务员的选拔与培养机制，加大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力度，放宽大学生参加选聘的条件，但在选拔上明确“一懂两爱”的要求，将“一懂两爱”要求落实到大学生村官乃至基层公务员的选拔考试特别是面试环节上，并在上任后的试用期内做“一懂两爱”的考察评估。更要在大学生村官任职期间内培养并增强他们“一懂两爱”的素养与能力，围绕“一懂两爱”增加并优化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培养机制，与合作社管理培训、乡村治理革新、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培训、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发展等工作或活动结合起来，促使大学生村官深入全面精准地认识农业与农村，热爱农民与农村。
3.引导青年返乡创业，乡村离不开青年人，青年人也需要乡村，特别是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时代，在外的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返乡创业将会成为一支充满希望的新生力量，他们有文化、有热情、有视野，因而应该被培养成“一懂两爱”的人才并服务于乡村振兴事业。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与扶持青年人返乡创业，支撑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四）创新体制机制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
创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制度规范与管理模式，扩展与充实合作社的功能与业务内容，特别是要推进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形成“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主要途径与载体，承接集体资产的经营。吸收社会组织与城市市民参与合作社，建立合作社多方参与、共担风险与成本、共享收益与价值的机制，保持与维护合作社的准公共品属性，发挥社区服务的功能，也让合作社成为社会农业、多功能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载体与基本组织方式。
为此，政府要在政策、人才、技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为其提供扶持，包括下派县级供销社工作人员给合作社配备“经理人”，其工资待遇由公共财政支付，人才由合作社使用，负责管理合作社的日常事务。
（五）转变思维与导向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制定政策促进、引导本地的人财物参与乡村振兴特别是社会农业、多功能农业、两型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与集体经济的发展。鼓励与支持本地各行各业人士特别是专业人才、乡村贤达与知识分子乃至热心人士等成立专业协会或民间组织，推动他们加强沟通与协调，整合统一乡村振兴的资源与力量。倡导、鼓励与支持农民工、大学生等返乡创业，成立相应的组织团体，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技术、理念、文化创意、热情与干劲。
总之，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力量，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事业，发挥其连接乡村居民与城市市民的桥梁、纽带、媒介的作用，使乡村振兴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参考文献略）
作者：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温铁军，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洲，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张俊娜；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8期
